当中华民族进入全面抗战之时，丁玲于1936年抵达延安后逐渐投入抗战事务，接连发表《广暴纪念在定边》《记左权同志话山城堡之战》《彭德怀速写》三篇报告文学，将报告文学纳入自身的创作体系中，以新的文体创作响应“救亡图存”的战时需要，开启了“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的创作转向。
抗战伊始，作家们大多根据战时背景主动调整创作内容，探索适应军事动员的文学形式，而报告文学因其兼备新闻性和文学性的独特属性，自然地参与到当下的文学构建中，诸多刊物对报告文学的重视和力推也促进了此文体的发展兴盛，使其成为抗战文学的主流文体。1936年至1942年间，丁玲创作了《到前线去》《南下军中之一页日记》《警卫团生活一斑》《河西途中》《临汾》《冀村之夜》《孩子们》《一次欢送会》《忆天山》《关于自卫队感言》《马辉》《杨伍城》《秋收的一天》《我怎样来陕北的》等17篇报告文学。从内容上看，文本围绕着战争和革命这两大主题展开，体现了抗战背景下作者亲身经历的集体性工作和生活，大致可以被分为以下三类：
其一，丁玲记述了延安人民战时状态下的生活以及自己行军途中的军队日常，突出了革命的美好，用纪实性的语言生动描绘了延安人民的激情，将抗战环境中生发的无穷希望具象化；其二，丁玲描绘了战争及战争中的英雄，表现了作者对战争的观察和思考，爱国主义热情突出；其三，丁玲刻画了一群在集体中磨炼自我的普通人，点明了知识分子在革命途中需要克服的问题，给出了如何融入集体、积极革命的可行方法，用革命勇士和平凡人物的革命之路鼓舞民众。
可以说，在抗战前期丁玲的报告文学作品中，作者或取材于自身从军和在西北服务团的实践经历，或取材于对战斗故事和革命事业的间接了解，创作的现实关切很强。正如学者王瑶在《新中国文学史料》中所说：“这些作品大都也是报告性质，它真实地记录了前线及抗日根据地的战斗生活，给人以强烈显明的印象”，极大程度地还原了人民积极抗战的现实画面，宣传了革命和抗战的重要性，突出了战时作家的写作意愿。但报告文学也是一种体现作家深刻思考的文体，需要作家把对社会生活的认知、观察、思考这种理性的成果，用文学形象的方式表现出来，在社会上起启蒙作用。
在《杨伍城》中，丁玲敏锐地察觉到抗战民众中存在小农阶级思想的局限，寥寥几笔便点出了杨伍城自我意识的缺乏，作品极具日记体色彩，“我”即丁玲本人，“我”的发声揭露了很多战时环境下隐而不发的革命问题，“我”的所思所想也直接体现了丁玲作为文人作家的批判精神。
然而，随着抗战进程的推进，丁玲意识到单纯揭露或批判类的文本并不利于统一抗战的建设，她开始调整报告文学的创作步伐，走下知识分子的写作立场，秉持着学习者的态度深入工农群众的生活，感受其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与其达成情感上的紧密联结和相互认同，以记述“自己人”成长过程这一方式探索战时环境下的新叙述模式，从主题内容和叙述视角上实现“为工农兵服务”。
在1942年后，丁玲创作了《十八个》《二十把板斧》《田保霖》《三日杂记》《一二九师在晋察鲁豫边区》《记砖窑湾骡马大会》《民间艺人李卜》《袁广发》《介绍一个俘虏学习队》等9篇报告文学作品，文本内容由丁玲自身的战斗经验转为边区的新人新事叙述，主题也从战争和革命转向工农兵形象书写，作品中的“我”悄然退场，“他”取而代之，视域从作家自身转移到群众他者。
特别是《陕北风光》中的5篇作品重点涉及工农形象的塑造，丁玲通过上山下乡、多方采访等方式真正深入群众生活，与群众同吃同住，切实了解他们的日常活动和所思所想。在作品中，丁玲以工农群众的劳动生活为写作对象，肯定工农群体对边区建设的贡献价值，塑造了众多乐于奉献、跟着党走的工农民群体形象。
在《田保霖》中，丁玲用较长的篇幅讲述田保霖从一个买卖人成长为优秀的党员工作者的故事，作者通过捕捉主人公细微的内心变化来表现田保霖对共产党逐步加深的政治感情，让这位“标准的共产党员”形象真正地立住了：一开始，田保霖对共产党的态度是不了解的，抱着“不出头不管事”的态度，心里想着“共产党还不错，可是，咱就过咱的日子吧，少管闲事”。当他因自己的能力和品德被选为县参议员时，却陷入了迷惑，不明缘由，因为在他看来“咱又不是他们自己人”。随后，田保霖在观察“公家人”的劳动中体会到了办实事的意义，“他的心活动了，有时甚至觉得很惭愧，觉得自己没意思，人应该像他们一样活着，做公益事情”，便不再徘徊党外，表露出向“公家人”靠拢的意愿，主动为人民服务起来。
同样，丁玲不仅塑造了坚守战场、为国牺牲的士兵形象，还书写了李卜、袁广发以及无名的劳动妇女群像，以一系列生动鲜活的工农兵形象的塑造克服了之前对此群体的抽象化书写，自觉站在工农兵的立场上描绘其生产生活和内心世界，交出了创作转向的答卷，并获得了毛泽东同志的盛赞：“丁玲现在到工农兵中去了，《田保霖》写得很好；作家到群众中去就能写好文章。”实际上，《陕北风光》里每篇作品的字里行间都流露出作者在深入生活的基础上与工农兵群众搭建起同频的“新情感”，打破了文艺工作者与群众的情感屏障，也体现出丁玲言说态度的动态调整，这为其新的政策书写机制奠定基础。
在《田保霖》《民间艺人李卜》《袁广发》这三篇记人作品中，田保霖和李卜体现了党内工作者成长的全过程，袁广发则表现出党内工作者的自我坚定意识，丁玲用鲜活的党内工作者的成长过程展现边区政策的运行效果和意义，用“人”的形象和生命历程诠释政治活动的灵魂。
其中，田保霖亲身参与边区建设，牵引出运输公盐、办置油房、妇女纺织、开荒建义仓等生产问题，在解决问题中展现了政策实施的效果，公盐和油房让合作社在短时间内赚到了更多的钱，份子制的合作社规则大大提高了人民的劳动积极性，纺织的普及也缓解了靖边县购买布匹的压力，义仓的兴办有效防治了荒旱等，每一项政策都对应着一个难题。因此，丁玲表面上是写田保霖的身份转变，实则是用“自己人”的成长过程，将政策执行的效果和意义具象化，通过田保霖的生命历程展现出政治活动的血肉，让读者感受到政策被执行的原因和价值。
在此，丁玲用三篇人物报告结构出公共利益与自我价值、政府与人民、体制与社会的互动和共生，这种写作机制也不失为丁玲独特的艺术化的政治表达，即在报告文学中，以塑造人物成长的方式生动具体地书写政策。
1942年之后，丁玲的报告文学以描写工农兵生活的内容拓展了报告文学在战时背景下的表现容量，脱离了旧时知识分子的写作立场，真正站在群众的视角书写边区人民的故事，实现了文学创作从内容到形式都向工农兵靠拢的转变。这一发展流变展现了报告文学与战时语境的嵌入和交融，而丁玲对此文体形式的动态调适也体现了她创作转向的书写追求。
无论抗战环境如何严峻，文本背后的现实精神与文学创作之间的角力和交流是不变的，也就是说，现实精神不断突进文学土壤，这也对丁玲十七年时期乃至其以后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如现实精神要求作家在创作中忠于现实和生活，准确把握社会动向，促进作家转变创作身份，由旁观革命的知识分子变为实际的革命工作者，完成主观世界和文学创作的改造。这一扎根现实精神的写作机制也延伸到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创作中，丁玲同样带着深入生活的自觉，跟随着晋察冀中央局组建的土改队一同下乡、走访、调查，获得了参与革命的直接生命经验，打下了小说内容的现实基础。抗战时期丁玲在报告文学创作上的深耕与探索，也为同辈及后辈作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直到当下，仍然是值得我们反复重读的文学经典。
（作者系河北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