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讲藏书楼，首先要讲藏书家；要讲藏书家，则必须提到藏书的起源。早在周朝，朝廷就有了名为“藏室”的藏书处，各诸侯也有藏书，其藏书处称为“盟府”或“故府”。周王室与各诸侯均设有专门的史官管理典籍。《史记》中记载：“（老子）为周守藏室之史也。”自汉代以后，中国历代都设有专门的藏书机构。汉高祖刘邦命萧何接管秦王朝遗留的书籍，同时修建了天禄阁、麒麟阁等专门的藏书处。汉成帝时，刘歆等人编写了中国第一部国家藏书总目录《七略》，这部书也是世界上第一部综合性分类目录。从三国到隋唐、五代，是中国藏书楼的发展时期；进入宋代，藏书楼进入繁荣时期；至清代，达到发展的鼎盛时期。鸦片战争后，中国的经济状况发生变化，封建自然经济逐渐解体，使得很多藏书楼难以为继，晚清四大藏书楼的珍藏陆续散出，但这一阶段也孕育出了公共图书馆的概念。

起初的公共图书馆仍具私人属性，比如国英在北京建造的共读楼，他认为：“其所以不自秘者，诚念子孙未必能读，即使能读，亦何妨与人共读，成己成人，无二道也。”共读楼于光绪七年（1881年）对外开放，设有专门的管理机构。此后又出现了徐树兰的古越藏书楼，此楼的创建宗旨一是存古，二是开新。《古越藏书楼章程》中对这一宗旨解释道：“学问必求贯通。何谓之贯通？博求之古今中外是也。往者士夫之弊，在详古略今；现在士夫之弊，渐趋于尚今蔑古。其实不谈古籍，无从考政治学术之沿革；不得今籍，无以启借鉴变通之途径。故本楼特阐明此旨，务归平等，而杜偏驳之弊。”

1904年，湖南图书馆正式建立，这是中国图书馆史上第一家以“图书馆”命名的省级公共图书机构。1908年，东三省总督徐世昌、黑龙江巡抚周树模奏请修建黑龙江图书馆。京师图书馆于1912年8月正式开馆。该馆具有国家图书馆的地位，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进入全新时期。2022年7月23日，中国国家版本馆落成，这使中华典籍的珍藏正式迈入国家战略层面。历代藏书家及政府机构为何要耗费大量心力收藏和保护典籍？明代丘濬在修建金匮石室的奏书中写道：“惟所谓经籍图书者，乃万年百世之事，是皆自古圣帝明王、贤人君子，精神心术之微，道德文章之懿，行义事功之大，建置议论之详，今世赖之以知古，后世赖之以知今者也。”（《明孝宗实录》）

图书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在缺乏其他传承媒介的时代，图书几乎是传承文明的唯一手段。典籍不灭，文化就不灭，这正是藏书家的意义所在。中国古代早有这样的观念，古人云“耕读传家，诗书继世”，强调与其留给子孙大量田地家产，不如传承书籍更有价值——这是历代藏书家共有的理念。不过，每个藏书家的藏书领域和藏书理念各有不同。明代胡应麟将藏书家分为好事家和鉴赏家，清代洪亮吉进一步将其分为五类，清末民初学者叶德辉又将其合并为三类。但不论哪一类，他们都为典籍的保护和传承作出了不小的贡献。

《且上书楼：藏书楼里的中华文脉》一书正是从藏书家和图书馆保存典籍的角度进行解读的。书中选取了十一处藏书楼和一座公共图书馆：中国古代藏书楼众多，作者独具慧眼选出十一座最具代表性的，比如天一阁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藏书楼，嘉业堂是中国古代藏书楼中规模最大的一座，海源阁则是晚清四大藏书楼中唯一位于北方的一座。通过对这些藏书楼的解读，该书系统分析了藏书楼主的收藏理念。

书中仅选一座公共图书馆——中国国家版本馆，目的是为了说明在21世纪，国家层面如何看待典籍的重要性。该书图文并茂，既梳理了每座藏书楼主人的数世传承关系，又以手绘方式让读者直观看到藏书楼的样貌。相信读者通过阅读这本书，能对典籍的传承及藏书理念形成整体性理解。

（作者系故宫博物院兼职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