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 棋

《我在北京做家政》是李文丽的一部非虚构作品，交织着她在甘肃老家对北京的想象和返乡后对北京工作、生活经历的回忆。写作的背后，是李文丽对工作的热情、对自我的探索和对身边人事的观察。这部作品通过隐形劳动的显形书写，呈现了“素人写作”与都市经验的深层互动。

不同的都市对应不同的心态，初来北京的李文丽，其心态无疑是复杂的。所谓“劳者歌其事”，“劳”不仅是身体的辛劳，也是生命的投入，是快速流淌的都市生活中无时不在的旁白。李文丽的写作基于真实的生活经验，更准确地说，是通过劳动进入生活的内部肌理，将真实的生命体验转化为审美对象并诉诸文字。具体来看，这种生命体验是拖地、消毒、洗衣等清洁工作，是换尿布、喂奶粉、读绘本等育儿服务，也是擦拭身体、日常陪聊、端盆倒水等护老活计……在个别严苛的雇主家，即使“肚子已经咕咕叫了”也不能有丝毫怠工，“桌面、家具、地板得用毛巾擦几遍”，从早上9点一直到晚上11点，李文丽已是身心俱疲，“浑身像散了架一样”。

书中《真实城市》一章把焦点放在“城市经验的情感运作的形式”上，重视从身体经验转化而来的情感、审美体验。李文丽像一朵“柔韧之花”，她的笔触朴素、温暖，始终在“劳者歌其事”里挖掘内心与都市的正向互动。比如，一次收拾客厅时，她不自觉地关注到靠窗两边的地上摆放着花架，“垂下来的绿萝”和“开着粉色花朵的蟹爪兰”相映成趣。在这个时刻，劳动者的身体运动和感官方式短暂地脱离既定程序，发现了身体和感官新的在场性，工作时对花朵的观赏，不再是身体的高负荷，而是审美的新生产。

在《亲爱的可儿》一章，作者详细地记述了和可儿一家的相处，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中，她感受到的是人与人的陪伴。离别后，思念汇聚成真挚的诗行：“多少次梦里你还在我怀抱里/你活泼可爱的小身体/让我感觉不到北京的寒冷”，这些诗句是对瞬间的把握，也因感受强烈而更具生命力。李文丽的诗歌，将她的身体劳动转化成了诗意感悟。这是“素人写作”的共同经验：劳动者真正体会到时代的重量，质朴表达的同时又带出流动的都市生存经验。

从身体劳作出发，李文丽对家政工作有了更完整的理解，既接受其挑战，更认识其意义。从甘肃到北京，李文丽的生命经验在悄然流转。她对家政女工与都市的隔膜有过一段描写：“家政公司里待着的那些神情忧郁、愁眉苦脸、头发花白的女人们，和这些装潢精美、设计独特、前卫时尚的家政公司，格格不入”，外形“格格不入”的背后还隐藏着更深的追问：大都市对异乡打工者的包容度如何？能否让这个群体找到在北京的归属感？能否挖掘出她们对都市生活不可或缺的贡献？李文丽以灵敏的感受力让我们看到这个隐形群体的“斑驳”和“真实”。当雇主传递出善意，她感到自己是被重视和尊重的；在北京街道认识的人们，成为她“记忆中美好的片段”；与儿子在北京的匆匆一面支持着她坚定前行……这些都令她对做家政有了新的认识。

李文丽还在书中记载了家政姐妹们的心态变化。来自五湖四海的家政女工在北京找到人生价值——原来家政工作也可以如春色般饱满、湿润、明亮，给这座城市带去更多希望。李文丽在踏实的工作与质朴的写作中，不断回顾自身又走向他人，实现“诗者传其心”的自我成长。同时，个人的成长反过来对都市进行重塑，赋予其更宽容的心态和更沉稳的诗情。作者在记录过程中再次认识了这座城市，重新发现自我蕴含的无限潜能。某种程度上，这是在重构都市文学，这种重构更因情感的投入、个人的成长和社会的关注而显得十分必要。因为写作不仅让她们获得了主体性，也为都市历史提供了一份微观的、鲜活的档案。

“素人写作”作为新大众文艺的有机组成部分，正在回应“谁来书写文学”的时代命题。当饭菜的翻炒声、育儿的哼唱声成为时代的音符，人们见证的不仅是文艺创作，更是文化活力。从源自生活的“劳者歌其事”到发于情感的“诗者传其心”，再到借助新平台的“云中载锦书”，《我在北京做家政》从多方面呈现了“素人写作”与都市的互动，在新的经验中展示了自我形象、传了达普通人的声音。在此过程中，都市以其包容的姿态激发着创作主体的独特性，正如李文丽所写：“从我出生到现在/每一个我都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一个。”

（作者系同济大学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