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百年前，当文学史研究领域出现对赋体文学价值的质疑之声时，郭绍虞先生于1926年撰写的《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位置》（载《小说月报》1927年）一文，首次系统论证了赋体文学的嬗变轨迹与文学史坐标。这篇文章在赋学研究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被学界公认为现代赋学研究的奠基性成果。新世纪以来，赋学研究呈现出显著的跨学科拓展趋势。随着《中国文化史论纲》《中国文化制度述略》《中国文化史二十二讲》《赋体文学的文化阐释》《赋学：制度与批评》等著作的相继出版，赋体文学与中国文化制度的深层关联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在日前出版的《大汉天声：赋与中国文化》（以下简称《大汉天声》）一书中，作者构建起赋学在文化史上的价值定位体系，并为该领域研究带来了新的思路。

赋体铭刻“大汉”的文化精神

“大汉”既指向汉代这一中国历史上首个长期稳定的大一统帝国，更象征着中华文化基础格局的形成。将汉赋誉为“一代文学之胜”，不仅印证了“汉之赋周秦所无”的历史评价，更彰显了汉代在文化领域的开创性贡献。可以说，“大汉”承载着一种文化精神，深深渗透于华夏民族的世代传承之中。

在《大汉天声》一书中，赋体被定位为汉代国家形象的文学书写，凸显其“体国经野，义尚光大”的文化政治功能。书中第一章聚焦汉赋的建德问题，延伸出“大汉继周”的历史思考，进而追问汉承秦制背景下的“王霸之争”路径，并梳理了汉赋关于郊祀、畋猎、朝贡等“天子礼”的仪式化描写。第二章切入汉赋经典的形成历程及其与汉代显学、经学的深层关联，提出“赋圣丹心”说，重新解读司马相如“凌云笔”背后的文化策略。到第四章“江山一统，气象万千”，论述视角由汉而下，梳理魏晋、唐、宋辞赋创作的“时运与文心”。随后又从“行人之官”的职能与赋体功能视角，探讨外交用赋的文化现象。

《大汉天声》以跨学科的研究视角，为理解中国文学与历史文化的互动关系提供了新的范式，从独特的角度重构了汉赋的文化定位：它不仅是“一代之文学”，更是解码秦汉时期文化认同形成的关键密钥。

赋体传播盛世的华章

“天声”喻指汉代的威仪与正统性，汉赋中描写的天子郊祀、畋猎等礼仪，皆以“明天子之义”为核心，象征汉王朝“承天之序”的合法性。如扬雄《河东赋》追寻天子祀礼的深意，既上溯“虞氏”“帝唐”“隆周”“豳岐”等所谓“往昔之遗风”，又梳理尧、舜、周文的治道传统，着重凸显郊祀所蕴含的政治内涵。

作者在研究中主要抓住了三个关键节点：其一，从《文选》编纂反观汉赋，厘清“盛世作赋”的文化传统。《文选》首重赋体，而赋体中又以“京都”类为首选，通过赋体“宏博之象”，以“不可加”的自信彰显盛世作赋的情怀。张衡创作《二京赋》，既模仿班固《两都赋》，又力求超越。晋代左思撰写《三都赋》，唐代李庾作《两都赋》，这些京都赋的共同旨趣，皆围绕天子“君临四海”的理想展开，借京都礼仪秩序彰显盛世的华章。其二，科举考赋制度推动辞赋传播。从司马相如献赋汉廷、扬雄奏赋言事，到唐代闱场纳入考赋，正式开启唐宋“诗赋取士”制度。其三，《盛京赋》的创作与译介，让辞赋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大汉天声”四字浓缩了中国赋学的核心价值——以赋体这种宏丽的文学形式彰显国家气象，并通过礼制书写与艺术创新，使赋体成为“经世不衰而历久弥新的独立文体”。《大汉天声》一书不仅从政治与历史维度系统重构了赋体的价值坐标，更通过对其书写范式的深入解析，清晰阐明了赋体文学承载中国精神传统的永恒魅力。

重新审视赋体的历史价值

赋体作为“以语象呈现物态的审美文献”，既能宣扬国家的成就与美德，又是一种蕴含中国文化精神、展现中国形象的文类。在作者看来，“文类”一词中的“文”指向修辞艺术，“类”则源于文化重“类”的特质，而赋体尤擅博物载事，故更偏重文化属性。作者以“《上林赋》与《上林图》”为例，认为“上林苑”作为皇家苑囿，司马相如《上林赋》以“周览泛观”的笔触，尽显赋体“控引天地”的想象特质。书中还通过解析历代牛赋文学作品、牛图视觉透视及牛图赋的跨媒介互文，揭示农耕精神从文本到图像的三重转换机制，为传统文化与文学的创造性转化提供了典型范式。

在《大汉天声》的学术建构中，赋体作为“文化密钥”的价值正被重新发掘。它不仅是文学演进的载体，更是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权力表述、历史观建构与艺术脉络的核心媒介：其繁复的空间叙事，对应着王朝秩序的权力想象；夸饰的物象罗列，暗含着“万象毕照”的艺术品生产逻辑。正如《大汉天声》所揭示的，学界需重新认识赋体在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那些曾被简单归为“宫廷文学”的汉大赋，实则是破译“中国性”最为精密的文化认知符码。

（作者系澳门大学中文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