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文史馆馆员、文史学者李传玺所著的《林徽因，大写的她》整合、考订大量文史资料，挑战既有观点，对林徽因研究中诸多耳熟能详的话题提出了新解。得益于作者独到的历史考据心得，该书既避免了史料的枯燥堆砌，也未耽溺于传奇色彩而失其严肃态度。作者的史料推理逻辑清晰又富有趣味，带领读者如同解密般拨开历史烟尘，用翔实史料充实林徽因的历史形象，从“大写”的维度还原了一个更真实、更立体的林徽因。

作者从林徽因的童年讲起，开篇即抛出新见。林徽因原名林徽音，名字出自《诗经・大雅・思齐》“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承载着林家的期许；后因与上海作家林微音名字混淆，改“音”为“因”。其父林长民续娶程桂林后，将书房命名为“桂林一枝室”，是否便可断言程氏受宠、林徽因及其母亲备受冷落？作者用常被忽略的印章细节反驳了这一世俗观点，也明确了自己对林徽因研究的态度：在家长里短、八卦花边之外，更应有严肃的历史解读。

在林徽因的青年时代，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她的情感生活，尤其是与徐志摩、梁思成的感情纠葛，以及冰心《我们太太的客厅》引发的讨论。作者在这一话题上依旧保持严肃态度，通过史料还原出林徽因的率真与忠诚。尽管徐、林二人早年在英国便有交往，但林徽因选择梁思成的态度始终明确，从未暧昧。林、梁二人不仅有世家渊源，更在志向上相互吸引，最终成为事业与生活的伴侣。

对于那出了名的“太太的客厅”，作者从多个角度分析了林徽因何以并非聚会的核心主人，也何以不应承受负面的批评。据金岳霖的史料与自述可知，他家中的小院是固定的星期六“家常聚会”场地，而林徽因家的起居室也常举办类似文化交流活动，二者都是志同道合者的学术沙龙场所。林徽因在自己家的聚会中或许可称为“主持人”，凭借敏锐思维调动话题氛围，但并非单一聚会的绝对中心，更不能将小说中对某类社交圈层的讽刺直接投射到她身上。

有趣的是，作者从“颜色”这一鲜有关注的角度，对林徽因的公共形象进行了考索。她喜欢穿什么颜色的衣服？究竟如何打扮自己？除了费慰梅曾记录的“蓝衬衫、白长裤”搭配，再无更多详细记载。但作者敏锐转换思路：当无数回忆都围绕林徽因的学识渊博、思维敏捷、言语犀利、献身精神、病重却健旺的精力与毅力、认真执著的工作作风展开，恰好证明她从不是依靠相貌和打扮获得关注的女子。

同样，人们对林徽因攀爬梁架测绘古建的照片充满好奇，竟集中在“踩着高跟鞋、穿着旗袍，何以能爬那么高”这类疑问上，作者认为，这本身就是对林徽因的小看。作者实地考察了林梁夫妇曾测绘过的古建，详细说明了当时测绘工作的攀爬流程与环境。林徽因在营造学社中绝非“花瓶”，也并非穿着高跟鞋和旗袍“打外围”；相反，多张照片中可见她身着便装、全身心投入工作的身影，且深受营造学社成员的认可与依赖，甚至有“你走后我们大感工作不灵”的赞誉。斯人如此，后世却唯独聚焦其美貌与装扮，岂不怪哉！

更难能可贵的是，林徽因始终将个人事业与国家尊严、民族精神紧密相连。赴美求学、钻研建筑，并非为了个人头衔与地位，而是希望以现代科学的考察测绘方法，让中国历史建筑重焕风采；学成归国后，她与梁思成共同赴东北大学创办建筑系，成为中国现代建筑学研究的奠基人；参与营造学社期间，二人在华夏大地考察测绘古代建筑瑰宝，证实唐代建构并非独存于日本，中国境内亦有珍贵遗存；抗战爆发后，林徽因拖着病体携一家老小远离日占区，与变节者划清界限，尽显文人风骨；新中国成立后，她身体每况愈下，却仍强撑病体积极参与国徽、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工作，“把‘命’押给了国徽”。如此担当，不愧为“大写的她”。

在战火纷飞、事业受阻、病魔缠身的困境中，林徽因从未放弃家国情怀，未放松对中国建筑的热忱，也未推卸对家庭的责任。作者提到，林梁等人考察五台山佛光寺时，林徽因通过对大殿梁架文字、壁画、塑像年代的综合考证，结合梁上唐代女施主“宁公遇”的刻字信息，协助团队最终确认其为中国现存最早的唐构建筑。冥冥之中，唐代的宁公遇将发现的惊喜，赠予了远道而来、艰辛考察测绘的女性——林徽因。从宁公遇到林徽因，再从林徽因到今日的你我，这份美妙机缘串联起一个个“她”。

“她们”若有只言片语赠予后世，大概会是——尽力去做那个大写的自己。

（作者系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