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前的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耀县药王庙的后山上看到了一些残损但造型精美、颇具神韵的石雕。在下山的路上，我还在惦念着那些被主人搁置在山上的“烂石头”。后来，我在韩城的一个古玩店特意淘了一尊早已面目模糊且头部有一道明显裂纹的石狮子。它张开的嘴角上，有一道浅黑的熏痕。那是香烟燃烧时留下的印痕——店主无聊，时常把点燃的香烟别在狮子的嘴角。这尊狮子大约高50厘米，因为石料欠佳，造型顽皮，并不受当代收藏家青睐。据说这是北魏时期民间工匠随手雕刻的“玩偶”。它粗犷率真，憨态十足，散发着高古的气息，与我时常看到的狮子造型大相径庭，全然没有一丝人工雕琢的“匠气”。也许是被石狮身上这独特的气息所感染，我花大价钱把它抱回了家，又特意让人切割了一个青石底座，搁置在客厅靠窗户、一进门就可以看到的地方。我时常坐在沙发上，一个人远远地端详着晨光里的石狮子，也时常被它淡定、乐观的神态所打动。那一瞬间，所有的疲惫和阴霾都随之消散了。在我的心中，这尊石狮子无疑是我喂养的一只宠物。
我是一个书法爱好者，对大篆尤其喜爱，常一遍又一遍地临摹《石鼓文》《散氏盘》一类的碑帖。除了大篆，我也喜欢魏碑，尽管我写不了那种兼具雄强与灵动的书体。康有为曾在《广艺舟双楫》中，将魏碑的风格归纳为魄力雄强、气象浑穆、笔法跳跃、点画峻厚等“十美”，像龙门石窟的《龙门二十品》、出土于洛阳张羊村的《元怀墓志》等书法精品即是魏碑书法代表作。或造像记，或墓志铭，或摩崖石刻，都杂糅着鲜卑与汉文化的气息，粗犷而典雅。其实，这种碑刻的文字恰好体现了隶书向楷书演变时出现的一种文化风尚。一种大众审美的流行，一定与时代、与国家的导向息息相关。毋庸讳言，这与一千五百多年前孝文帝推行的汉化运动密切相关。
今年春天，我去了一趟禹门口。阔别家乡几十年的我竟然成了一个陌生的韩城人。眼下的禹门口早已变了模样，壮阔的高速跨河大桥彩虹一般连接了秦晋大地。先前的钢铁大桥变成了一个供游人观赏的工业文明遗址。浑浊的河水离开壶口之后，又向下奔腾了近百里，临出山了，反而一下子安静下来。此刻，两岸对峙的峭壁显得高大而肃穆，仿佛一伸手就可以触摸到对方一样。河道边停泊了一艘橙色的机船，河上还有两三艘快艇在疾速滑行，不时传来一串游客的尖叫。上了船，我才知道，这个景点是北魏留下的一条古道——梯子崖。
站在甲板上，仰头才能看到左岸的山上偶有彩色旗帜飘动的地方，有一条弯曲的古栈道若隐若现。从公路沿着356级石阶盘旋而上，在栈道的尽头，离云朵很近的地方有一个城堡，叫倚梯城。这是大约一千六百年前北魏的屯兵之所，也是北魏控制黄河龙门的一座军事要塞。梯子崖垂直高差120米，被誉为“天下黄河第一挂壁天梯”。北魏太和二十一年（公元497年）4月，孝文帝西巡到这里，祭祀了大禹，还下诏修缮域内的尧、舜、禹庙。孝文帝把祭祀地点从安邑（今夏县）改到龙门，一是想彰显北魏政权的合法性，二是欲以对夏禹治水功绩的尊崇推动鲜卑贵族认同中原文化。抗日战争时期，梯子崖是抗日军队的一条隐蔽通道，当地百姓还曾在崖壁上的“米汤庵”石洞躲避过战火。
此后，北魏这个王朝像暗室显影液盘中的照片一样，在我心中逐渐清晰起来。直到今年初夏，我穿过一大片树林，随着如织的人群，悄然走进了位于大同城西一个与大地、与山川合体的石窟群——云冈石窟。透过茂密的树林，可以隐约听到十里河流淌的声响。三三两两的游人坐在林中的长条凳上歇息。右手边，是南北走向的一长排褐色的山体，在阳光下静默如佛。矗立的山体上，或大或小开凿了数十个深浅、大小不一的石窟。洞窟形制有仿照印度支提窟挖凿的，有仿木构窟檐的中国殿堂式建筑的，有希腊柱式的，装饰纹样则以忍冬纹、莲花纹一类的花纹为主。每个石窟中，都雕刻有数量不等的佛像。现存的45个主要洞窟中，大约有5万尊造像。最大的是一尊17米高的彩绘佛像，最小的仅有几厘米高。
当年，北魏的第五位皇帝文成帝为了祈福国运，在武州山下开凿出了这个皇家佛教圣地的第一个洞窟。后来，他的孙子孝文帝又移步洛阳，开凿了龙门石窟群。作为国家工程，云冈石窟经历了三个发展时期：早期的“昙曜五窟”象征北魏五代帝王，体现了“帝佛合一”的政治理念；中期汉化风格显著，反映了孝文帝的改革；晚期的民间小龛，则记录了社会信仰的变迁。可以说，云冈石窟既是佛教艺术从西域传入后首次系统本土化的结晶，又为日后的中国佛教艺术奠定了基调。从早期造像的“高鼻深目”和“轻薄衣纹”，发展为中期汉化后的“褒衣博带”，再到晚期开创的“秀骨清像”范式，云冈石窟直接影响了龙门石窟、民间造像在内的后世佛教艺术。云冈石窟的开凿凝聚了鲜卑、汉等多民族工匠的智慧，记录了公元5世纪欧亚文明碰撞与民族融合的过程。据载，不论是云冈石窟，还是龙门石窟的开凿，除了工匠外，还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可以想象，当年的武州山下，十里河畔，每天都是人声嘈杂，热火朝天。因为来礼佛的不光有皇亲贵族，也不乏信佛的善男信女。
与山体连在一起的石佛，有彩绘的，也有石头本色的。远远望去，流水一样的人群，在武州山下自由流淌。从一个石窟出来，又走进下一个石窟。洞窟中，尽管空间狭小，可没有一个人大声喧哗。一尊高大的彩佛正垂目注视着在坛下涌动的众生，一声不吭。除了正面的佛像，石窟四周，包括窟顶，都雕刻着形态各异的造像。一帧一帧的彩色石刻，像连环画一样，讲述着佛教传播的故事。
走进色彩绚丽、雕刻逼真的“音乐窟”，更是直接让我惊叹不已。眼前的44尊手持不同乐器的彩绘伎乐天，好像被佛光定格在窟壁上，演奏着跨越民族与时空的乐章。满目飞舞的衣带，仿佛要将我带入一个充满乐音和光影的梦境。我踮起脚尖，努力捕捉每一个细节。精美的雕刻，绚丽的色彩，每一根线条，每一种颜料，都充满着力量和生机。
站在炎热的阳光下，和山体一样高大的一尊露天佛像赫然矗立在我的眼前。这是一尊释迦坐像，通高13.7米，胸部以上因石质坚硬保存完好。佛像面目丰圆，高鼻薄唇，大耳垂肩，嘴角微笑却保持肃穆。两肩宽厚，稳健雄浑，身躯微微前倾，仿佛在向众生讲法，兼具宗教的神圣与帝王的威严，袒右肩式袈裟，衣纹厚重凸起，有北魏早期造像的健硕风格，并受犍陀罗艺术的影响。这尊佛像是北魏高僧昙曜主持开凿的“昙曜五窟”的典范之一，是云冈石窟的“封面明星”，也是世界石窟艺术的杰作之一。历经千年风雨侵蚀，它早已与武州山合为一体，是这座大山的灵性所在，更是云冈石窟这座千年佛窟的灵魂所在。
如今，这里漫山遍野的石刻艺术早已超越了时代，融入了苍茫大地，与日月星辰一起，滋养着大千世界中的生灵万物，讲述着一个又一个传奇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