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慧瑜：“爆款”作品的出现往往与互联网、自媒体的传播有关，尽管过度营销和成功的商业策划能够让大家在相同的时间段都关注一部作品，但作品所形成的影响力还是与其自身的叙事形态、媒介创新等有关。好的或者质量高的“爆款”作品具有一些共通之处，一是故事层面，文艺作品最擅长讲故事，故事和叙事能否唤起大众的共鸣是大众文艺作品流行的关键。二是媒介创新，讲故事需要借助不同的介质，小说、广播、电视、电影、短视频、自媒体等，都是不同时代的媒体形态，“爆款”产品往往与当下最流行的媒体形态有关，如20世纪八九十年代电视为流行媒体，出现了“春节联欢晚会”、情景喜剧《我爱我家》、电视剧《雍正王朝》等“爆款”；而在自媒体时代，以“我”为视角的非虚构写作更符合人们的阅读方式，《我是范雨素》《我在北京送快递》《我的母亲做保洁》引起广泛关注。三是创作者对社会与时代的敏感把握。大众传播时代，文化成为时代的晴雨表，是社会氛围与气候的监测站。有力量的作品能够让艺术表达与社会语境形成良性互动，甚至能捕捉、重塑社会情绪，如抗战时期的国家救亡，就需要大合唱，需要民族咆哮之声。因此，“爆款”作品不一定要迎合市场或者讨好观众，有时候刺激观众或者唤醒观众，说不准也能引发人们的强烈共鸣。

张晓琴：“爆款”文艺作品和文化产品的共同点在于：其一，能引发大众共鸣。其二，运用独特的艺术形式为作品赋能。这一点主要说的是电影作品，如《哪吒之魔童闹海》中的水墨粒子特效，《浪浪山小妖怪》中的国风美学，都实现了艺术上的独特性。其三，追求创新，能关注到之前的作品忽视的问题。如非虚构文学《要有光》补充了文学写作的陌生经验，自然能够赢得大量关注。

刘诗宇：这会让我想起一句网上的话，其大意是美的东西往往美得千篇一律，丑的东西却可以丑得千奇百怪。所谓“爆款”，哪怕溢出文化领域，也必须满足两个指标，一个是“销量”，一个是“流量”。这指的是它们“美”得千篇一律的地方。

至于它们各自因为什么获得了销量和流量，这其中有什么共通性，我们必须承认文学界乃至文化界对这个事情是无法做出准确判断的，又或者说我们可以“事后诸葛亮”，但新的“爆款”又会颠覆我们的经验，甚至突破我们认知的“下限”。这就是所谓“丑”得千奇百怪。

如果硬要说它们之间有哪些内容上的共性，我会认为这些文艺与文化产品都捕捉到了时代情绪。虽然它们被称为作品或产品，但相比“艺术价值”或“使用价值”，我认为这个时代的“爆款”首先要提供“情绪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