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诗人与地方的关系渐趋平面化，许多书写地方与故乡的诗歌，更像是一种符号化的展示。“故乡”“乡愁”仅仅是空洞的表述而非实感，诗人与地方之间的命运关联未能得到有效揭示。在此整体境遇下，我们再来读安然的诗集《将嘎》，就会感受到重新激活“地方性知识”的重要性。她的诗集聚焦内蒙古的地方征候以及个人的故乡情结，将“地方性知识”一一唤醒并予以深度复写，探询民族性与地方性之间的隐秘关联。特殊之处在于，安然身处湿热的南方，她只能不断回望一个记忆中的草原与北方，因此她既是一个见证者，也是一个旁观者，而这恰恰使得其诗歌的视角和情感更具有张力：“在南方的多数时候，我是一场风/绕过灯塔、喧嚣和轰鸣/回到这里，凶猛地吹/像是一个伤心欲绝的人/哭声壮烈”。（《昭乌达盟的风》）

这实则是一次次重塑自我和审视自我的过程，正如安然所说，“想把/自己捏碎献给这空旷”。（《赤峰》）事实是，整体性的观念早已经破碎了，而个体也随之成为更加无着的碎片。这正是目前“地方写作”“故乡写作”所遭遇到的最大挑战，而诗人也必然在碎裂的焦虑中重建自身。

安然的诗歌不乏抒情和吟唱的调性，这自然是草原所滋养出的独特风格。诗歌中，安然注意到不容回避的事实：一边是不断地碎裂与逝去，一边是不断地回溯与追挽。时间法则是以遗忘、消散以及抹去一切痕迹为前提的，而在不断失去的总体时间情势下，在不断猝然降临的暗夜中，诗人必须从回忆和寻找时间开始。诗歌成为记忆的载体已然是人类史的事实，也正是布罗茨基所强调的“诗歌是对人类记忆的表达”。在时间化、记忆化的叙述过程之中，诗歌成为个体建构主体性进程中的“精神事件”。这涉及诗人的时间意识以及精神还原能力。这种话语调性和精神型构的诗歌需要阅历、经验与胆识，更需要想象力以及世界观，需要诗人对个体的和整体的时间场域进行多重的转换、过滤、提升以及变形、重组，并在此过程中重建个体主体性的真实景象以及“血脉里的群像”。

安然的视野既是开阔的又是幽微的，她这些年几乎写遍草原上所有的事物以及相应的文化元素。在四季轮回中，她一次次赶往冷热交替的现场，一次次投身于真实与虚无交织而成的草原幻象与现实空间，一次次让自己化身为草木、牛羊、帐篷等各种物象。诗人不断进行分辨与认领，让自己重新生长，用“血管里结冰的母语”代替北疆的所有事物说话。这是命运交换的过程：“从身体里围出一片草原/在上面种广袤和蔚蓝/建一座房子，屋前停放勒勒车/屋后是一条河流，群羊在冰面上/度过每一个忍冬花的冬天”。（《身体里的草原》）诗人找到属于自我的胎记和根系，由此，那些词语才能找回与之对应的命运感与归属感，诗人、词语与物象之间就建立了血肉联系以及隐秘基因。这有效避免了语言与经验的空转，从而回到目光和记忆的源头：“蒙古语和大雪一样洁白/那时，纽扣一样的月亮挂在枯枝里/讲起它的人，总像冰松上沸腾的羊奶”。（《祖居地》）

正所谓“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辽阔与空旷是北方诗学的整体风格，但这也容易令人滋生孤独与寥落。在时间的回溯与自我审视之中，诗人会不自觉地成为悟道者或修行者，这对于自觉、自知、自明的诗人而言更是天生的使命，而最终这都要通过语言的道义以及诗性的正义来解决。唯有如此，诗歌才会真正开启它应对时间法则的效力和膂力，诗人也才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智者：“慢慢地，我明白了先人的谶语/月亮上的不治之症和谷地里的西风/我原谅了灾荒、贫穷和流言/像原谅自己的错误”。（《草原一夜》）

四季循环，历史往复，个体的生命却是短暂的，短暂到可以完全被历史忽略。在时间的旋涡中，诗人既是心无旁骛的凝视者，也是孤独的见证者和焦灼的发声者，“秋风吹着我紧张的、战栗的瞳孔”。（《贡格尔草原之夜》）这不只是个人的情绪起伏、时间意识以及命运感，而是心系大地万物的大襟怀。在显豁而又隐晦的时间万象面前，在向上仰望与向下聆听的过程中，这些巨大而又细微的时间点阵开启了一个诗人的语言之门与灵魂之窗，仿佛世界静止在草原的尽头，时间成为异乡人的梦魇。

北方之下，草木之上，“将嘎”飘动的五彩布条又何尝不是一个诗人信仰的旗帜？

（作者系《诗刊》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