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时候，故乡是我最坚强的后盾，它总以某种力量鼓励我、鞭策我、指引我，像是一个有情有义的智者，在隐秘的一隅毫不保留地给予我帮助。

我的故乡叫“阿鲁科尔沁”，蒙古语的意思是“北方弓箭手”。它是我收藏在内心深处最宝贵的财富，亦是我创作中最珍视的文学资源。而在此时，我是多么紧张不安，因为写作阿鲁科尔沁，像是一次攀岩或蹦极，我真的害怕自己的思想、认知、沉淀和笔力无法呈现它的广阔、洁净和蔚蓝，害怕伤害了它千年游牧中的纯粹与神秘。

我始终相信牧场上的一草一木都有情有义，草原深处的茂盛不仅直抵心灵，还能净化一个人的灵魂。每次风尘仆仆地从外省归来，矗立在草原上的白色弓箭手雕像最先映入我的眼帘，它告诉我：“到家了！”每一次回乡都像是一场我与故乡的重逢，我愈发沉醉于它的神秘深邃，愈发对这方土地满怀敬畏。

阿鲁科尔沁赋予我的善良底色、质朴心性和开阔胸襟，是穿越千年岁月依然坚固的生命馈赠。写作故乡的过程令我兴奋，也令我伤感。在过去的五六年，为了弥补自己对家乡历史文化的认知欠缺，我阅读了大量与故乡和草原相关的资料，无论神话传说，还是非遗故事，抑或地方志书，都给了我诗歌创作以全新启迪与丰富视野。我曾详细研读过文友给我寄来的《阿鲁科尔沁旗志》，这份珍贵的地方志书让我了解了故乡在百年历史中的嬗变。

作为生长在阿鲁科尔沁的满族人，我始终以旁观者的身份领会蒙古族文化，这让我既避免了对民族文化的沉溺，又能跳出“他者”的眼光，用更平和的心态和视野捕捉民族文化的精髓。在诗歌《长调》中，我未曾着墨于长调的演唱技巧，只写“她的长调总能牵回失散的马匹”“清扫庭院的积雪，让阳光照耀棚舍”，因为在我看来，这些浸润在日常里的细枝末节，恰恰是文化力量最生动的彰显。同样，在《布鲁比赛》一诗中，我将“弯腰、后退、屈膝、低头”的投掷动作，与“敖包前深深的跪拜”并置，这种对传统民俗的虔诚亦是民族文化得以传承的关键。在《西拉木伦河》中，河水浑浊却浩荡，恰如民族记忆在历史中沉淀的厚重与鲜活。我在写作中有意回避“天苍苍，野茫茫”的宏大叙事，转而从“饮马槽里的清雪”“勒勒车上的风车”“毡房内沸腾的羊奶”的微观意象切入，希冀从一饮一啄、一举一动中投射出整个生活的图景。

阿鲁科尔沁牧场是我记忆中的原乡，广州市井是我现实生活的地方，这种双重境遇让我得以用更疏离、更炽热的目光凝视故土。那些在草原上生长的草木、流淌的河流、迁徙的畜群，那些刻在民族基因里的长调、呼麦、马头琴，都是我的精神养分与创作资源，亦是人类共通的情感与追求。现代性的浪潮正不断冲击“地方性知识”的根基，草原的景观化和符号化让其内在的生命质感逐渐弱化，而我的创作，是要唤醒这些沉睡的文化基因，让草原的气质在诗行中得以延续。

诗集《将嘎》的创作不仅是一场跨越南北的地域迁徙或精神返乡，更是一次我与祖先、草原和自我的对话。故乡从来不是静止的存在，它在岁月的流转中不断变换，而诗的使命，则是寻找那些永恒的精神内核——对大地的敬畏、对生命的热爱、对文化的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