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见过那个拉丁裔驯兽师一次，就在美洲豹逃跑前的几个小时，在热情果马戏团红白相间的六角尖顶帐篷里。那是我这辈子见过最大的帐篷，直径四五十米，里面比外面看起来还要大，被帘幕和隔板分割成一格一格，几次周末兼职让我摸清了这些错综复杂的功能区。但我一直没见到那只美洲豹，有人说它受伤了，也有人说在上个城市出了事故，受伤的是美洲豹的驯兽师。
那天下雪，我担心路上结冰，到得很早。一进帐篷，就直奔主舞台后面的倒三角形角落。我把头挤进油布后面，看见那个拉丁裔驯兽师坐在我搬来的塑料椅子上抽烟，身边堆着大红大绿的过期圣诞装饰。这里是后台的边缘，连着围场上的拖车，比不上那些柴油暖风机嘀嗒作响的地方暖和，但胜在安静，没人打扰。她的出现让我感到尴尬，我硬着头皮和她打了招呼。她笑起来很美，浅橄榄色皮肤，棕色头发浓密而卷曲，说话的口音带有我臆想中的热带气息。她指指我脖子上的大写“STAFF”临时工牌，问我，新来这里？我说，只是兼职，我是学生，话一出口就有些后悔。
她没再追问，往旁边挪了一下，给我腾地方。她身上的烟味像干燥松木片混合着焦油，穿着和后台统一的工作马甲，没戴工作牌，马甲口袋上也没别名牌。我问她，你是哪边的？她说，我和“Sol”一起。
“你还没见过‘Sol’？”她骄傲地笑了，“它可是这里的明星。”
她站起来没有坐下看着那么高。我跟着她穿过上场通道，发现围场上的拖车比往常多了一个。美洲豹“Sol”趴在笼车里，皮毛在灯光下折射出金黄。它的前肢交叠，脖颈仰起，眼睛半睁，懒懒看向我们，优雅到与四周格格不入。我屏住了呼吸。
“Sol”出现得太像一个奇迹，让我开始怀疑，迫使我来到这里的所有不幸和意外不过是命中注定。和我分摊房租的尼泊尔室友把我推荐给热情果马戏团时，说是流动杂技团来镇上驻扎几周，报酬可观，现金日结，我没理由拒绝。不像我在戏剧学院的多数同学，我对杂技表演没有偏见，甚至有些向往。在这个城市的第一个冬天，我在二手碟片店买了一盒《Mystère》的DVD，太阳马戏团的招牌演出“神秘秀”，每晚睡前都放一段看。太阳马戏团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现代马戏团，没有之一，演员们像野兽一样奔跑，好像不属于任何一个物种。那时的我过着闲暇和暖气都十分充足的生活，每天，和教授们学习词语，讨论身体与秩序，关进排练厅里打磨期末作业，以为放映机里那个宏伟、梦幻、超现实的世界就是真实的马戏。因此，几周前，第一次走进热情果马戏团后台的我大失所望，那些穿衣戴帽骑自行车的卷尾猴、缠在女舞者身上的蟒蛇和供儿童骑着拍照的小马，浇灭了我的幻想——太阳马戏团的演出里可没有动物。
然而，我见到了“Sol”，这美丽的动物周身散发着梦幻般的光晕，我意识到我真的身处一个马戏团。这里的确能发生任何事情。我盯着美洲豹看了很久，直到她低声打断了我的思绪。
“它还是个小女孩。”
她靠近笼子，轻拍了两下，嘴里念了几个我听不懂的音节，不是英语，也不像西班牙语，开头听起来像“西涅什特”。
我问她什么意思，她说：“让它乖一点。”
“Sol”，我试着叫了一声，美洲豹扫了一下尾巴作为回应。
“它是我的朋友。我不该带它来这种地方。”她依然看着笼子里的“Sol”，似乎并不是在对我讲话。
“但是总要生活。”她说。
“但是总要生活。”我重复道。
没有人比我更能理解她话里的悲凉。那会儿，我就快要攒够毕业前最后一学期的房租，在那个一穷二白的冬天，我尝试了各种不留记录的现金工作：帮人遛狗，去机场接送留学生，去华人婚庆公司主持婚礼。我的签证不允许我出卖自己的劳动，至少不能合法地劳动，个中差异我十分清楚。世界是一座舞台，家里断供以后，它的后台突然向我敞开。为了完成学业，我铤而走险。我相信眼前热情而忧郁的女人和我有着相似的处境，所以，无需更多原因，在那个瞬间她已成为了我的朋友，连同她安静的美洲豹。
她转过头问我，今晚演出时是否在这里工作。我说是。她点了点头，笑道：“那你会很忙。”
她说对了，那晚的演出比往常更热闹。美洲豹压轴登台，我在上场通道来来回回搬送道具、耳边全是乐队的铜管声和观众的尖叫。演出接近结束，我回到后台清理，外面的热闹突然变为喧哗，“豹子跑了！”有人惊呼，随后是一阵更为慌乱的尖叫。我扔下手里打圈的电线往侧台跑去，正撞上她从另一头跑过来。她在我面前停下，喘了口气，问我：“钥匙在你那儿吗？”
我愣住。她在问那把货运出口小门的钥匙，我下意识摸口袋，明白她看见了我的动作。帐篷外的骚乱平息了许多，似乎已经有人维持秩序。“报警，快报警！”我听见什么人在喊。
“我不能见警察，”我脱口而出，“我的签证——”
她没说话，伸手拉起我的手腕，声音很轻：“给我钥匙。”
我不知道她要做什么。她低头从马甲口袋里掏出一个荧光粉色的手环，观众入场用的那种。“这个给你。”她用牙齿扯掉自己的一只手套，替我把手环扣紧，指尖冰凉。
她看着我，又对我说了句话，还是“西涅什特”开头的那个短语，神情一瞬间柔和，和面对美洲豹时如出一辙。我乖乖把另一只紧握的拳头从口袋里掏了出来，她拿走钥匙，消失在帘幕后。
警察来得很快，后台的人被分成两拨，团长被拽到一旁，开始解释和辩解，声音一会儿高一会儿低。我站在人群边缘，准备好迎接我的末日。
“你在这里做什么？”警察问我。
“帮忙搬椅子”，我故作镇定，祈祷他别再追问。我不能说谎，也不能说太多。警察扫了一眼我手腕上的荧光粉色观众手环，很快把注意力移开，摆摆手示意我退到一拨人群里。现场乱成一团，一个不起眼的亚洲女孩不值得占用太多时间。
我跟着被问完话的人群，不紧不慢地走出后台，穿越主舞台，掀开帐篷的正门，走进冰冷的空气里。经过我的车时，我目不斜视，没有停步，呼吸在围巾里变得潮热。我加快脚步走出停车场，最后几乎是冲刺着跑到了附近的加油站。州际公路在前方延伸，除了加油站便利店的黄光，远处只见零星的车灯。加油站外墙堆着几个大垃圾桶，桶盖上结了薄冰。我把那张写着“STAFF”的塑封卡片拿出来，丢进去。美洲豹还在游荡，我不该离开那些红蓝灯光太远的，然而，一片黑暗与荒无之中，我终于感到安全。
第二天，名叫“Sol”的幼年美洲豹在两公里外的玉米地被麻醉枪击中，送往市中心的动物园。警察没再找过我。调查结束后，团长因非法经营被捕，得益于媒体不乏猎奇口吻的连番报道，我逐渐拼凑出她的故事：比起真正的雇员，那个拉丁裔驯兽师更像被控制的黑工，证件不在自己手里，只有债务越滚越大。那晚她走得干脆，像是早有预谋，趁乱带走了属于自己的一切，除了那只美洲豹。我唯一想不通的是，她究竟是怎么做到的？为什么“Sol”会在演出时突然像猫一样攀上铁笼，一跃而出？
这个城市的冬季无比漫长，冬天结束后，我的生活好过了很多。
六月，我被授予MFA学位，这是我第一次省吃俭用为自己买下一件奢侈品。最后一次和尼泊尔室友一起逛超市时，她站在冷冻货柜的打折区对我说，Zhou，我一直很抱歉，介绍你去危险的地方。我说，没什么，不危险，只是在后台打杂，搬搬道具。她很惊讶，原来她一直以为我在热情果马戏团做的是舞台监督。
回家的路上，一对墨西哥母子走在我们前面，我又听见了那个“西涅什特”开头的短语。我抱着装鸡蛋的敞口纸袋追上去，请求牵着孩子的母亲告诉我那句话的意思。我说，对不起，抱歉，原谅我的冒昧。女人用她慈爱的黑眼睛看着我，说，是的，亲爱的，就是这样。当你说“xinechtlapohpolhui”，你在说“Sorry”“Please forgive me（请原谅我）”。
“xinechtlapohpolhui”，我跟着她念。
纯正的纳瓦特尔语，她夸奖我。或者你也可以说，“Ma xinechtlapohpolhui”，更礼貌一些。你一定有过墨西哥朋友吧？她这样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