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雅明的《单向街》中，有一个小节是“不爱整齐的孩子”，其中写道：“他发现的每一块石头，采摘的每一朵花和捕捉到的每一只蝴蝶，在他看来都已经是收集的开始，他拥有的一切在他心目中就是独一无二的收藏。”在这里，“孩子”自然是一种隐喻性的存在，目之所及、手之所触和心之所往，都是收集或收藏的形态，这是主体“狂热”的肇端，也是自我发抒与发现的契机。本雅明的修辞充满幻梦、呓语与断想，也因而生成了另一种形态的寓言，“孩子”便是其思想的载体与化身。但如果将这样的认识附着于孩童本身，也未尝不可。在王勇英的儿童小说《狼洞的外婆》中，小女孩白果出身低微，父母离异后母亲抑郁身亡，她的生命从封闭走向了荒芜。直至狼洞的外婆出现，白果开始破除毫无附庸之物的困境，不断“收集”外部世界的诸多讯息，“收藏”周遭的动物、植物与人物，接纳并养护更为复杂的它者/他者，最终得以走出空空如也的灵魂荒原。

在《狼洞的外婆》里，与母亲家中全然封闭的出租屋不同，“狼洞”的外婆那里的阳台，是一个敞开的空间，对接天际的同时，也可以俯瞰街区、沟通邻里，还能迎接自然与飞鸟。作为城市空间的“狼洞”，也是白果生命发生蜕变的界域，“这个叫狼洞的地方，不是一个山洞，也没有狼出没。这片城乡接合的街区，三面都是如笋一样直立向天际的高楼，另一面是一片大湖和一个公园”。他们就住在“狼洞二组”，这是一个城市生活街区，市井烟火，喧闹嘈杂，人事纷扰，众声喧哗。

可以说，在外婆的“狼洞”中，白果走出了原生家庭的幽闭、狭小、残缺，真正来到了人世间，与他人、与世界交往、相处，逐渐形塑了自身的情感结构。而具体到外婆家的私人空间，则构成了白果新的生存域与认知域。小说试图探索的是白果童年创伤的疗愈，她在陌生的世界中艰难地完成了自我意识的重建。在这个过程中，狼洞的外婆使白果的人生角色发生了转变，从依靠父母，到与外婆相依为命。当然，这个过程不得不经历层层叠叠的精神磨砺，如此代表着在新的城市空间与生活场域中，白果的心理复原与重建历程。

具体来看，白果首先感受到的是一个真切、饱满、亲爱无比的外婆。“洗发水的气味、香皂的气味，还有狼洞的外婆身上的汗味都混杂在湿润的水汽中。白果喜欢这种气息，在这种气息的包围中，她不慌，也不惊恐。”外婆是她幼小心灵中的“镜像”，由远及近，既陌生又熟悉——白果通过凝视、经验和体悟而确认新的自我。有意味的是，《狼洞的外婆》实际上采取的是外婆和白果的双视角叙事，二者互相观察，外婆作为引导者，令白果的视阈转向更广阔的外在世界。由此，白果结识了小伙伴陈三怕，他们一起喂喜鹊、养喜鹊，与喜鹊为友、为伍，亲近自然。“看到白果那么关心疼爱喜鹊，狼洞的外婆心里是欣慰的，白果是有爱心的孩子，她现在能和小鸟成为朋友，以后慢慢地也就敢与别人成为朋友。”喜鹊一家的行迹，外婆、白果与四只喜鹊的交互，都充满了意蕴，一是喜鹊本身的象征意味和它们的习性、情谊，与孩童的爱和趣是同构的。二是呵护、喂养的过程与白果自身的成长互为镜照，“喜鹊们就这样飞来飞去，飞上飞下。白果坐下来，抬头看着它们，笑容在脸上悄然盛开”，彼此之间相互补益与启迪。三是白果与喜鹊建立联系的过程，实际上是在自然万物中，逐渐显影自我主体意识的过程。她了解它们的习性和喜好，也调整与它们的情感和关系，彼此成为对方成长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白果为了保护喜鹊，突破了内心的阴影：当她最后走出精神藩篱，走向更多的他者和更远的天地，便在某种意义上实现了自我的“养”成。对心智未开的儿童来说，这是一个充满着周旋、角逐甚而反抗的无比艰难的生命时期。

更值一提的是，在“狼洞”这一城市街区，经济关系与生活关系共存，这就使得外婆与周遭人等形成了最广泛的联系：房东与租客、顾客与朋友等关系，构成了特定的人情往来及其关联结构。白果在这样的环境中，交往与见闻是较为有限的，意味着她打开心扉的过程颇为复杂且艰辛。王勇英细腻描述了白果和喜鹊的共同成长，但人际的交往格局却相对松散且局促，最终打破如是境况的，是故事的最后，喜鹊从白果家飞到三怕家，再到安安家、陆丁家、阿越家，最终串联起了白果的朋友们。这是王勇英的匠心独运，也凸显了南方城市社区中独特的建筑布局和市井生活场景。

在南方城市中平凡无奇的“狼洞二组”，无论是母亲的出租屋还是外婆的顶楼小屋，无论是喜鹊、禾雀等鸟类，还是其中的气候、风俗、人物的性情气质，包括外婆的方言和白果等孩童的语言，都充溢着南方的气韵和质地，或可视为一则“南方”的寓言。小说在白果这个南方女孩身上，探询到了最为内在的动力机制，以源自心灵的实质性衍变，实现了自我的成长与精神的再造。

（作者系《南方文坛》杂志副主编、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