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水平的长篇儿童小说《黄铜小号》聚焦少年英雄崔振芳的蜕变之路，讲述了乡村少年在战火洪流中的精神成长史。不同于传统抗战题材儿童文学多聚焦战斗场面与英雄事迹的叙事模式，这部作品以晋东南地域文化为根系，在宏大历史叙事中深耕人性肌理与精神成长，既实现了对历史真实的艺术再现，更完成了对民族精神的深度挖掘。作者将粗粝质朴的方言俚语、充满泥土气息的民俗意象融入文本肌理，使作品在同类题材中独树一帜，既具历史厚重感，又饱含生命温度，拓宽了抗战题材儿童文学的书写边界。
从“狗娃子”到“崔振芳”：
成长维度的纵深拓展
传统抗战题材儿童文学常以“参与战斗-建立功勋”为核心叙事线，聚焦少年英雄在战场上的英勇表现，强调情节的冲突性与传奇性，而对人物成长的精神内核挖掘相对有限。《黄铜小号》则跳出这一叙事窠臼，将崔振芳的成长置于“身份重构”与“认知蜕变”的双重维度中，实现了从“外在行动”到“内在精神”的叙事转向。
小说以崔振芳的成长为主线，完整呈现了他从懵懂乡村少年“狗娃子”到八路军司号员“崔振芳”的身份蜕变。最初，亲人相继被日军杀害的血淋淋的现实，激起他本能的复仇欲望，“打日本鬼子，为舅舅和爸爸报仇”的执念驱动着他加入八路军。此时的他急不可耐地想要冲锋陷阵，认定“手榴弹、枪支才是能报仇的真武器”，对司号员的身份充满抵触，直言“我当八路军可不是来吹号的”。这种带着山石般硬朗、裹着黄土般质朴的方言表达，让人物的初始状态更显真实可感。
在方教导员、王联防营长等人的循循善诱下，崔振芳逐渐从狭隘的复仇情感中走出，开始理解“军号”承载的集体意志与民族使命。当他在鸡冠山悬崖上对着绝壁吹奏小号，“用劲吹时脑海里就会变幻出五颜六色的光芒”，这不仅是吹号技巧的磨炼，更是精神世界的洗礼。他最终认清“军号不只是乐器，更是责任与担当”，当冲锋号响起，小号成为“千军万马的指挥棒”，成为凝聚士气、指引胜利的“武器”。这种从“乐器”到“武器”的符号裂变，从“个体仇恨”到“集体责任”的认知升华，相较于传统抗战儿童文学中“少年参军-英勇杀敌”的单一的成长线，更深刻地展现了战争对少年精神世界的重塑过程，让成长叙事更具层次感与纵深感。
从“宏大叙事”到“在地叙事”：
地域文化的独特赋能
传统抗战题材儿童文学多以宏大历史事件为背景，强调军民共同抗争的壮烈情景。《黄铜小号》深耕晋东南地域文化土壤，将在地性的民俗、语言、意象融入叙事核心，构建了极具辨识度的区域化抗战叙事，为同类题材注入了新鲜活力。
小说中“提灯笼、捉月华”这一极具晋东南地方特色的意象反复出现。中秋之夜，孩子们“提上灯笼，打着口哨去山头上捉月华，想把那明晃晃的月光藏到米缸里、炕席下、内心里”，这一充满生活气息与诗意想象的场景，既寄托着乡亲们对丰收、温暖与幸福的朴素愿望，更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构筑起一座“精神防空洞”。崔振芳在父亲死后，“看到亮光光的月华落在缸沿上”，“梦见自己长了一对蝙蝠的翅膀，飞到对面的山头上”；深夜逃离高崖底时，“月华会告诉你我是八路军”，这些浸润着民间信仰与乡土诗性的描写，与传统抗战儿童文学中常见的“战地行军”“隐蔽作战”等场景形成鲜明对比，以地域化的诗意表达柔化了战争的残酷。
此外，晋东南方言俚语与童谣的运用，更让作品独具文化质感。“明月，明月光光，里头有个和尚……遇见英雄崔振芳，捂了屁帘滚出中国”，这类朗朗上口却劲道十足的方言童谣，既直白表达了对侵略者的蔑视，又传递出民众对胜利的笃定，具有感染力与生命力。通过这些扎根于晋东南土地的文化符号，葛水平让抗战叙事有了实在的文化依托与生活温度，丰富了抗战题材儿童文学的文化表达维度。
从“苦难渲染”到“乐观坚守”：
叙事基调的温暖转向
部分传统抗战题材儿童文学着重凸显战争的残酷与英雄的悲壮，叙事基调较为沉重。《黄铜小号》在正视苦难的同时，着力书写战争中的童真与坚韧，让革命乐观主义成为叙事的核心基调，实现了“苦难叙事”与“温暖表达”的平衡。
面对日军对黄崖洞的屠戮，作品通过“敌人烧了房屋却烧不掉信念，毁了庄稼却毁不了希望”的隐喻式书写，传递出人民不屈的斗志。大雪过后，崔振芳与战友一起堆雪人，唱起《我们都是神枪手》，歌声冲淡了战争的阴霾。这种在苦难中坚守童真的场景，相较于传统作品中“忍饥挨饿”“英勇负伤”等单纯的苦难描写，更深刻地诠释了革命乐观主义的内涵——它不是对苦难的逃避，而是在认清生活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的勇气。
小说温暖的叙事基调让小读者在了解战争残酷的同时，更能感受到人性的光辉、生活的希望与精神的力量，为同类题材提供了更具人文关怀的叙事范式。
从“个体英雄”到“精神传承”：
主题内涵的世代延伸
传统抗战题材儿童文学多聚焦单个少年英雄的成长与牺牲，主题多停留在歌颂英雄铭记历史层面。《黄铜小号》将崔振芳的个人成长与精神传承相结合，构建了“个体觉醒-英雄牺牲-精神延续”的完整叙事链条，让家国情怀的主题得到延伸。
崔振芳的成长轨迹，是从“为我”到“为我们”的精神升华之路。最初的复仇动机，在经历多次战斗、目睹战友牺牲、接受革命教育后，逐渐升华为“我愿我血献后土，换得神州永太平”的宏大信念。黄崖洞保卫战中，年仅16岁的少年投掷麻尾弹英勇牺牲，月华洒满战场，鸟兽皆为其哀悼。妹妹细花在哥哥的遗体旁，沐浴着染红的月华，从哥哥的牺牲中获得了生命的启迪与力量，耳边回响着“只有大家组织起来，打败日本，保卫中国，才能有家乡”的童谣，接过了哥哥未竟的信念。
这种从“个体英雄”到“精神传承”的叙事拓展，让英雄精神不再局限于单一人物，而是成为绵延不绝的民族精神火种。相较于传统抗战儿童文学中英雄落幕的结尾，《黄铜小号》以精神延续收束，既凸显了英雄牺牲的价值，又让家国担当的主题更具生命力，拓宽了抗战题材儿童文学的主题表达边界，实现了历史记忆与精神传承的双重书写。
《黄铜小号》既塑造了有血有肉的少年英雄形象，又完成了对战争、成长、人性与传承的深度思考，为抗战题材儿童文学开辟了新的书写空间，让抗战题材儿童文学在历史真实性、文化独特性与精神感染力上实现了多重突破。
（作者系山西省作协创研部三级调研员）
《黄铜小号》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