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剑钧

几年前，我接到了现代彩调剧《新刘三姐》的创作任务。60多年前，彩调歌舞剧《刘三姐》和根据它改编的同名电影就已成为经典，刘三姐文化也成为广西的一张璀璨的文化名片。

《刘三姐》是广西千年歌墟文化的必然产物。一代代地域文化的熏陶，养成了人们“以歌言志、以歌传情、以歌会友”的民族性格，山歌已成为山地民族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样的文化积淀注定了《刘三姐》的诞生。它的成功，首先是歌谣文化的成功。

那么，《刘三姐》真正打动观众的是什么？应该是戏剧、电影中那些精妙无比的山歌，是那些充满民间智慧、无与伦比的独特比兴。比如，写忠贞不渝爱情的“连就连/我俩结交定百年/哪个九十七岁死/奈何桥上等三年/”；写对爱情渴求的“山中只有藤缠树/世上哪有树缠藤/青藤若是不缠树/枉过一春又一春”等，这些连珠妙语岂能不常驻人心、余音绕梁？这就是山歌的魅力。

既然《刘三姐》是不可复制、不能重复的“历史”，我们就需像尊重历史一样尊重它。我从原剧的故事、结构、人物和戏剧冲突入手，用今天的标准衡量，找到了舞台剧《刘三姐》的历史局限。它诞生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特殊年代，刘三姐与豪绅恶霸莫怀仁的强烈戏剧冲突，搭起了一座可以充分展示绝妙山歌的故事平台。而剧中的人物，无论是正面还是反面，大多是扁平的、缺乏深层的内心冲突。剧中重要的对歌场面，还有对陶、李、罗三个秀才的嘲讽，也与当下的时代精神相去甚远。可见，任何一部经典，都要经历观众与时间的双重检验，这是根本的标准。要创造新的经典，首先必须非常严肃认真地对待已有的经典，既不能机械照搬，更不能随意编写。

我首先考虑的是故事、主题和人物的“重铸”。在今天新的语境下，我们该表现什么样的主题？通过什么样的戏剧冲突来体现对当下社会主要矛盾的思考？这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今天，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戏剧如何准确地对此进行表现，从中发掘富有当代视角与人文情怀的主题？这第一步我想了许久，想到了“旧瓶装新酒”的创作思路。所谓“旧瓶”，就是牢牢把握歌墟文化千年不变的精髓，力图用山歌架起一座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的桥梁，搭建一座能引起当下观众情感共鸣的心理桥梁。所谓“新酒”，就是新的故事与新的主题、人物和当代舞台的演绎。这个故事可以非常简单地用三个字“去与回”概括，在“哥到远方把诗找/妹在诗中找远方”的故事中，写坚守家乡的“小歌仙”姐美，与为了梦想到远方拼搏的摇滚歌手阿朗之间的情感冲突；写姐美、阿朗和电商达人莫非三人之间极富现代色彩的情感纠葛。这其中自然也涉及到当下的一个热点话题——“乡愁”。我力图以寓言式的风格写出山歌对灵魂、对乡愁的召唤。当下，面对眼花缭乱的多元选择，每个人都应做出自己的选择：坚守家乡的姐美、不甘心“一辈子跟在牛屁股后面唱山歌”的阿朗、对山歌和姐美情有独钟的商人莫非，都有自己的选择。这些选择的碰撞，构成了全剧的情节主线和冲突主线。而创作之初，最先跃入脑海的两句歌词“哥到远方把诗找/妹在诗中找远方”直接决定了此次经典重铸的力度。当下的年轻人，喜欢把“诗与远方”挂在嘴边，至于什么叫诗，什么叫远方，也许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我们在表现对人类命运、人类生存以及人该往何处去的思考时，这三种重铸就找到了依托，找到了冲突扭结的契合点，找到了故事情节发展的新指向，也找到了人物刻画的心理依据，找到了主题提炼与升华的方向。

《新刘三姐》中的人物必须是当下的人物，是壮乡的新一代刘三姐，或者说叫三姐歌谣的传人。剧中的姐美就是这样的人。她是一个离不开家乡、离不开脚下土地的新时代的歌者，但她同时又是一个有着独特个性的新时代的女性。与姐美订婚的阿朗在城里大学毕业后，就像无数个心中有梦的青年一样，在漂泊中寻找着自己的人生价值。当阿朗逃离订婚宴，让姐美陷于十分尴尬的境地时，姐美决意要把阿朗找回来。在村后的相思林里，这对从小青梅竹马的玩伴终于相遇了，“红豆红，晶晶亮”的童谣在他们心中掀起了情感的波澜。“定亲”失败产生的巨大突转，为后面“去与回”的戏剧冲突做了很好铺垫。当姐美唱出“哥到远方把诗找/妹在诗中找远方”，阿朗的“走与回”给观众留下了一种期待和悬念。随着剧情发展，阿朗在城中的事业沉沉浮浮，内心的挣扎、乡愁的煎熬、灵魂的拷问，使他最后还是回到了故乡。是姐美歌声的深情召唤，唤醒了他作为“歌王”后代的血性，唤醒了他精神世界的根和魂。

《新刘三姐》中，所有的人物、故事情节都与《刘三姐》本身并无关联。它的主题开掘和升华是寓言化、象征化的，是《刘三姐》所没有的。但是，没有《刘三姐》就没有《新刘三姐》，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这两个戏的内在赓续无法斩断，它们是一脉相承的。这就是歌墟文化精髓的自然传承，这就是我所理解的“旧瓶装新酒”和“本土母题”的“现代重铸”。

（作者系剧作家、现代彩调剧《新刘三姐》编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