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玉珍：我是从2023年的夏天开始写作的。我14岁开始参加劳动，做过生产队社员、城市小保姆、乡村教师、公务员，退休后又在私企打过工，在北京潘家园卖过古玩，后来一直经营一家小包装盒作坊。直到68岁，我在儿女的再三劝说下，关了小作坊。我像陀螺一样，被事赶着，被日子推着，转了大半辈子，突然闲下来，反而没了向前走的力气。我这才发现，静比忙更让人心慌。日子忽然成了一面落满灰尘的鼓，再没有发出一点声响。每天，我望着太阳从东边升起，再从西边落下——中间那么长的光阴，不知拿什么来填。

一次偶然的机会，外甥女给我刮痧时，顺便给我下载了小红书APP。起初，我只是看，看年轻人做饭，看老太太钩花，看远方的人拍远方的风景。可看着看着，心里有一股沉寂了很久的暖流开始悄悄涌动。我想起老家村东的小河，想起村口的大槐树，想起暮色中袅袅的炊烟。还有那些从我生命中走过的人——我的母亲、我的小姨、我的乡亲和故人……他们在我心里住了几十年，一直沉默着。有一天，我觉得他们想说话了。

于是，在一个安静的下午，我拿起笔写下了他们的故事。

樊文歆：大学二年级时，我们专业开设了“精读与写作”必修课。课上，老师故作神秘地向我们传授写作的诀窍：“你们要想写得好，必得先拥有一颗敏感的心。”接着，他又补充了一个前提：“倘若一个人只有敏感的心灵，却不能将自己的情绪与想法及时排解出去，也是十分危险的。”课堂最后，他总结道：“写作就是让语言自心灵流出，而这些文字将会流向另一颗心灵。”一晃五六年过去了，如今我的复述或许不能完全呈现老师的原意。但不管怎样，这种观点或者“误读”已然构成了我对写作与阅读的基本理解，同时鼓动着我去讲述故事。我心里常常冒出一些感想，不吐不快；倘若让那些念头自此白白消逝，难免觉得可惜。但是，如何用自己的心灵去感触世界的细微之美？如何使用恰当的语言来承载心之所思？探索这类问题，讲好一些故事，需要时间，需要耐心，也需要机遇。

黄 胜：我的家乡在赣南，这块土地是客家人的集散地，客家文化在这里延续和发展了千年，留下了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唱古文”便是一大“客家非遗”。在我的童年时期，就不时有唱古文的师傅来到村子里，坐在宗厅一隅拉着勾筒唱古文。我听过《割心记》《丝带记》等古文，大多是积德行善之家感天动地的故事。比如，一个大家闺秀巧遇并爱上了一位穷秀才，他们私订终身。后来穷秀才历经寒窗苦读中得状元，最终没有食言，派人抬着大花轿去迎娶心上人，结局团圆美满。这样的古文故事让宗厅里座无虚席，村子的人都听得不忍离去。自从那时起，我就有个想法：自己也要做故事里那个能逆袭命运的读书人。我长大后并没有成为故事里那样的“人上人”，而成了一名教育工作者和文学爱好者，在接触了一些“非遗”文化后，便有了成为一个讲故事的人的意识，有志于把我们于都的县域故事讲好。

童中平：我10岁时眼睛看不见了，但我曾用眼阅读了《红岩》《红旗谱》等长篇小说。10岁孩子不怎么懂事，未来呀、生活呀，都没在着急之列，急得我肠痒抓不到、泪水涟涟的是不能看故事书了。玩也受到了限制，枯坐的日子，我就一遍遍地回想看过的故事书里的故事、故事书外跑过玩过的小河山岗。

一个晴好的冬日，两个亲家老头子在南墙下晒着太阳“谈白”。其中一位亲家老头子在讲他当年被抓壮丁、上战场、逃壮丁的故事，听得我又心惊又开眼界，便想看清这个当年的壮丁老头子。可是，我再使劲睁眼也只看到一团灰影。老头子突然说：“这小伢，瞪我干啥？”邻居老头子连忙说：“哦，亲家，这小伢，他眼睛瞽掉了，望人是这样。”亲家老头子说了声“可怜”，接着讲他惊心动魄的逃壮丁故事。之后，我咀嚼故事书时，也咀嚼这个“逃壮丁”，深深地叹息：我要是眼不瞎，也能把这个故事写成故事书呀。

随光明失去的有很多，依然在的是对故事的喜爱。小村的变迁、岁月的流淌、生活进行时的哭笑和喟叹，这些随风而逝的声音，飘散前也把无数故事的种子吹进了我心里。

是盲文、是科技的发展，让这些种子得到了滋养，有了发芽的机会和在天地间成长的希望。读写同源，我就是这样对“讲”故事产生了强烈的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