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玉珍：我没有系统学习过写作。如今我能进行文字创作，应该首先归功于阅读。20世纪80年代后，我才开始了真正的阅读之旅。从《将军吟》到《静静的顿河》，从《平凡的世界》到《百年孤独》。这一读，便是半个世纪。有许多作品对我产生过影响。我至今仍记得《四世同堂》里那个饿死的小妞子，《卡拉马佐夫兄弟》中那些关于上帝与道德的对话，以及史铁生在地坛深处的叩问。这些故事中的人物，深刻地重塑了我内在的生命景观，也改变了我看待人生的眼光。阅读，让我能够在有限的生命里眺望无限的远方。我在他人的故事里流泪，也在他人的思考里寻找答案。

樊文歆：我最开始尝试讲故事时，受到了欧·亨利《麦琪的礼物》的影响。后来，我开始较为系统地阅读叙事学方面的书籍，并学习了一些讲述故事的基本技巧。这时我发现，我又陷入了两种困境：一是形式大于内容，侧重于“讲”的行为而忽视了故事本身；二是“故事”往往由大段的内心独白构成，而独白的调性往往又偏于苦闷。比如，我曾经仿照鲁迅的《狂人日记》，通过一位神经衰弱患者摔碎闹钟的经过，来讲述一个杀死时间而未遂的故事。我实验了多种技巧，故事却变得愈发抽象。因此，“学习”的时态对我而言一直是现在进行时，阅读、模仿、试错都是学习过程中必要的积累。

黄 胜：我讲故事习惯于娓娓道来。我故事里的主人公一般都有原型，原型人物一定是我深入了解了的，有时还会是我自己。即便是虚构的，也是源自生活、以现实为基础的。

《红楼梦》的诗意语言、《西游记》的奇幻想象、《水浒传》的豪迈气概、《三国演义》的宏大叙事，都为我讲故事提供了美学借鉴。近年，我多次阅读冯骥才先生的《俗世奇人》，这部作品对我的创作启发很大：一是每一个普通人，经过深入发掘和精心刻画都可以形成精彩的人物故事；二是创作时可结合时代背景或社会现实，通过故事传递自己对生活的观察和思考，让故事具有深度和内涵；三是在故事中融入积极向上的主题，提升作品价值。

童中平：当年听书，我就学会了不和“看”比多，盲杖的触探至多也不过三步。既然没法多，就让每一粒种子都饱吸水分破土发芽。唯有熟悉，写起来才感觉顺畅。所见有限，细细地说、慢慢地写，也够我描摹。折射阳光的不只是晨露，还有泪珠。

凭我懵懂的年龄读的三年半书，想写故事，正如俗话说的“麻袋上绣花，底子太差”。通过收音机慢条斯理“读”的东西，远远填不满我听书的渴求，而当时我能指望的只有收音机。好在学会了盲文，我便边听边抄，不管是新闻、广告、《长篇连播》，还是《阅读和欣赏》……只要是新鲜的词句，我就贪婪地抄记，恨不能把抄下来的句子全部装进脑子里。如海伦·凯勒在《假如给我三天光明》里说：“世界上最美丽的东西，看不见也摸不着，要靠心灵去感受。”这句话一下就融进了我的血液——眼睛观赏鲜花，心才能感知人心，透视并凝聚故事的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