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张者的长篇小说《天边》，兴会感发的，仍是书中蕴积的一股沉雄、朴拙的浩荡之气。此气刚健、正大，浩然、沛然，如风行水上，大地回春，万事万物皆因之有了生机和活力。“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天边》之气之象，约略与此相通。此气既可表征“天地之大德曰生”的创化之意，亦是人感应天地消息所勉力完成的人事的独异创造。故而时大时小，时刚时柔，甚或有正有“谐”，也就是谐趣、喜感或幽默感，是在颇为艰难的日常现实行进过程中人物创造力的另一种表达。此气亦是文气，是文章内蕴的一股气力，流行于吟咏之际，鼓荡于文辞之间，教文章元气淋漓，生机充满也。
“有情”与“事功”
《天边》中的生机和活力，首先体现在生活世界创造性实践过程中所显发的人的不息的创造力——既是朝向外部世界的生活创造，亦是向内的自我创造，不可截然二分，故而书中多写“有情”与“事功”的复杂辩证，既写若干人物的精神史、心灵史和情感史，亦写其所参与的宏阔的生活世界的创造史。此种创造在多重意义上构成全书叙述的重心——从“一碗泉”，到“四十四”，再扩大到新疆的整体建设。全书以生活艰难心仪远方（天边）的少年八分，也就是后来功业显赫的重要人物姚远，背井离乡踏上西去的列车起笔，不疾不徐、不蔓不枝地从容叙述兵团两代人数十年中堪称艰苦卓绝的生活创造。虽多虚写而少实写，晚近50余年间事关家国的重要事件，书中皆有呈现，偶或详细铺陈，时常一笔带过，或只是人物情感和生活创造的颇为遥远的背景，但皆以或隐或现的方式影响甚至形塑人物的性格和命运。“事功”的创造大矣难矣，由之或限制或成就的人物命运的起落更是叫人心动。“有情”的声音回荡其间，如山之有云，树之有风，虚实显隐之间，分外具有摇曳多姿、动静合宜之趣。
“有情”激荡的是人对外部世界的情动时刻。可以对浩渺无边的天地之大美有情，如作品结尾处姚远、黄建疆、曲音等人进入大漠深处，因与一股惊心动魄的沙尘暴遭遇而体悟天地浩荡之气无言之美并为之心醉神迷；可以对绿洲中显发的勃勃生机有情，此类细节可谓多矣；自然也可以对亲人、朋友和爱人有情。杨沪生对女友王筱洁的痴情，以及作为理想爱情的信物的雪莲的开落皆有意味；姚远对吴珍的知慕少艾，黄建疆对李晴曌和李幺妹的情感，甚至刘明德与吴珍母亲的结合，皆生动鲜活，可圈可点，乃书中动人之笔。个人和家庭情感为“有情”之小者，其大者为人所倾心参与的生活创造。故而《天边》中的“有情”，并非是在“事功”之外别开一路，以“有情”补偿“事功”之缺憾，而是“有情”创造了“事功”，“事功”也成就了“有情”，二者在最高的意义上浑融为一。
由“近”及“远”
“事功”与“有情”交互创造的理想之境，是从根本意义上消弭“远”“近”之辨。远是远方，被认作是理想和诗得以成就之所；近则是此地此时此刻，是需要逃离或超克的对象。“生活在别处”为远近之辨颇为典型的表达。“远”很多时候仅具虚拟的形而上意义，并非也难以实指。从姚桂喜、姚远的老家河南驻马店看去，“一碗泉”或者天山边上皆是“天边”（远方）。但在姚远、黄建疆、李军垦等兵团二代人的青春记忆里，足以容纳诗与远方的是杨沪生叙述中的上海，也是姚远读书的成都，或者其他存在物理空间的距离而在想象世界里无比美好的地方。比如，李军垦始终心心念念的胡一桂连长和阿依古丽曾经寄身的类如桃花源的理想之地达里雅布依村。当此之际，在年轻人的想象中，美好生活皆在别处、在远方，吸引着他们生出逃离之心。黄建疆等人一度心里皆是如此，但他们最终均将目光投向现实，在日常生活的具体实践中完成美好生活的创造。此为《天边》的根本意义所在。
“天边”何在？既在“天山边上”，亦在上海抑或另一处可以承载青春想象的地方，最终却在此时此地，在兵团两代人奋力创造的新的生活世界之中。这种由远及近，由虚拟到实存的观念转变，类乎歌德《浮士德》中如下箴言所昭示的思想：“精神既不瞻前也不顾后，唯有当下是我们的幸福。”“当下”既是马富贵、胡一桂、姚桂喜奋力于生活创造的年代，亦是姚远、黄建疆、李军垦生活和创造的年代，是他们共同居身的极具象征意味的“一碗泉”。有此转变，方有《天边》所述兵团人半个多世纪中堪称艰苦卓绝也动人心魄的生活创造，方能理解第一代兵团人喊出“我为边疆献青春，献了青春献子孙”的真正意义，方能理解他们以青春与热血扎根边疆，以超强的意志攻坚克难，不断奋斗创造美好生活的精神力量所在。
《天边》较少着墨写“一碗泉”抑或兵团人日常生活的艰难，或因在后来者的追忆之中，似水年华皆着一层理想的色彩，有青春丰沛、蓬勃的想象力所彰显的精神的灵韵，那日常的艰难底色因之淡去。杨沪生为心爱之人描述的雪莲花美得不可方物，然而在雪莲花开放的地方，日常生活却充满艰难。“沙漠和绿洲只有一步之遥。在绿洲和沙漠之间有一条斗渠，斗渠随时有可能被沙漠吞噬。这是兵团人的生命渠，要不断地清淤，才能让渠水愉快地流淌。”而人站在沙丘上远望，“大漠广阔无边，沙丘连绵不绝，就像前赴后继的海浪”。那海浪没有涛声，也没有“海鸟劈波展翅的飞翔。天地沉默不语，万物寂寥无声。那种广阔的‘无’却比‘有’更能震撼人心、摄人魂魄”。那是姚远、黄建疆和李军垦的晨读之地，而“面对死亡之海的晨读”，是需要勇气的。置身沙漠瀚海之外，远观感受已是如此震人心魄，遑论与沙漠角力的生活创造难以言喻之难。如书中写六月里稻田拔草时，源自天山的雪水仍寒冷刺骨，导致“兵团一代”年长之后几乎人人身患顽疾（老寒腿）；居住在“四十四”的建设者连日常饮水也存在困难，日常作业亦不乏危险。吴珍的父亲吴之淼此前虽屡屡受挫甚至一度有轻生之念，但仍顽强活着，没想到却在检查炮眼时不幸被炸身亡，去了五十五连。五十五连并非实指，而是兵团人的埋骨之所。“这种墓地在每一个团都会有。”“如果你去了解有多少兵团人埋在了戈壁滩上，你可以站在高处看，肯定一眼望不到边的。”语虽简略，用心之深之痛，不难察知。
以“轻”化“重”
《天边》的谐趣抑或喜感，正在于以“轻”化“重”，或曰以精神所蕴积的不息的创造力让物质世界中难以承受之重焕发异彩。颇为典型的例证，便是黄建疆、姚远等人在“四十四”合影留念时所呈现的虚实相映的境界。其时水泥熟料池中蒸汽腾腾，人无法也不敢靠近，但在照片所呈现的虚拟之境中，近在咫尺的危险不复得见，反倒如云蒸霞蔚，似祥云缭绕，呈现出一种诗意的、引人入胜的氛围，使局外观者心向往之。《天边》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善于以轻逸之笔提升甚至化解日常生活尤其是辛苦劳作之困之累。除了凭借人物的幽默感以及浪漫情怀外，还有极具地域和民族特色的音乐营造的美妙境界。《天边》之中，时常有音乐响起，大家耳熟能详的新疆民歌姑且不论，书中还写到龟兹古乐的重要乐器巴拉曼皮皮，写姚远从中体会到的深具意味的古今相通之境。当巴拉曼皮皮或其他民族乐器的曲声响起，为艰苦的劳作所困所苦的人们瞬间便可以感通古今相接、人与万物共在共生的境界。“乐者，天地之和也。”由之创造的精神和情感氛围具有极大的统摄力量，无论男女老幼，也不管他身处何境，皆可因之升腾、因之超迈也因之得窥精神的向上一路。《天边》详述“一碗泉”及其周边深厚的历史积淀，深描其丰富的文化底蕴，细写构建民族精神共同体的重要意义，境界庶几近之。
乙巳年秋八月，在美丽的可克达拉城外，天宽地阔，山风过耳，隐约有歌声响起，而眼前宽阔的伊犁河静静地流过，蜿蜒曲折，如路亦如带，渐行渐远，上与天接。时近黄昏，乌孙山头落日熔金，为霞满天，光芒万丈，此乃天地之大美，让人胸怀大畅。稍后霞光褪去，乐声渐大，细细听来，乃是《草原之夜》，柔肠百转，满怀情意，其词曰：“等到千里雪消融/等到草原上送来春风/可克达拉改变了模样/姑娘就会来伴我的琴声……”琴声悠扬，婉转动人，教人顿觉置身《天边》的世界：有风起于大漠，风之动物，心亦摇焉，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书中还有一首歌，为曲音所作，或为点题之笔：“胡杨泪已经流干，眼泪洒满荒原。满身的眼睛都在眺望……那些被风刮走的孩子呀，何时才能回还？眼泪飘洒在风里，每一滴都有故事，在天边的旷野里，你是唯一的传奇。”这一日姚远和曲音来到他曾经晨读的那一座沙包上，眼前是茫茫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身后则是三十八连两代人共同创造的绿洲，在天地之间，自然与人事角力之地，抚今追昔，曲音身心为之激荡，以琵琶和姚远合奏，创作出了这首《胡杨泪》。此曲所咏虽为在大漠中以生命力顽强著称的胡杨，但将之解作对兵团人创造精神的赞歌，也未为不可。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