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北京的大学生江南，到西北山区平琅县支教。批阅作业时，这个在城市长大的女孩被一个叫陈羌君的学生“冒犯”。她感到委屈和愤怒，想要声色俱厉地批评，可最后只说出一些劝诫的话。这次谈话改变了陈羌君，他开始认真听课，羡慕其他同学的进步，因课本中的故事流泪。但离校一段时间后，他又变回了从前的模样。

这是收录在小说集《西西里岛的一个晚上》里的小说《将军梦》讲述的故事。行文至此，我们可以推测，后续情节大概是师生间的一波三折，这个叫陈羌君的西北男孩终将再次被老师打动。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小说随后搁置了陈羌君的线索，转而叙述江南与学生薇薇的交往，以及与平琅县的告别。那么，作者为什么这样处理呢？这或许是打开《西西里岛的一个晚上》的关键。

《西西里岛的一个晚上》是清华大学“朱自清文学奖”获奖作品的选集，收录了16篇获奖小说。这些小说的作者大多是“95后”甚至“00后”的学生，在文学想象与命运书写外，这些作品又给我们带来了当下写作所罕有的温柔与真切，情感充溢并超越了故事，成为小说表达的核心。

例如在《将军梦》里，作者庞晓畅生动地描绘了江南这个城市女孩对西北方言的感受、批评学生时泄气、学生改变后的幸福感，以及再度失望的心灰意冷。与其说小说是为了塑造陈羌君的成长，毋宁说，是在表现一个在城市长大、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孩面对西北县城时的诧异和无助。故事结尾，江南回到北京，回到她光鲜亮丽的生活。这篇第三人称叙事的作品，用一段倾诉般的口吻表现这种对照带来的情感冲撞：

这里离北京太远了，远到似乎可有可无。这里离书上说的建功立业也太远了，上次有人在这里建功立业还是在公元1364年，留下地图上一个小小的点，荒漠里一块小小的碑。这些破碎的、贫困的、颠沛流离的家庭之中走出来的孩子也曾被叫作我们的花朵。可是，可是。

在这里，主体性超越他者的故事，成为小说更重要的存在。这同样也出现在祝源铎的《河流》中。故事开篇于“我”参加儿时朋友杜鑫的葬礼，转而回忆二人与女孩依依的交往。围绕依依父亲王峰的死，小说设置了悬疑结构，在不同时序的线索里，寻找过去的友谊和生活。暑假的电子游戏、古马河的暴雨、朋友间的分歧，以及许许多多与谜题不相关的其他村民的故事。小说看似处理死亡的主题，但无论杜鑫还是王峰，仅仅作为记忆的底色，其真正悲悼的，是“我”逝去的童年情感与乡村生活。

钱浩的小说《姐》讲述一对姐妹的成长故事，在命运起伏外，小说设置了“大胃”“时间伯伯”等意象，让人物生活在画家的作品中。这种近似元小说的安排，主动暴露了叙事者的主体存在，以写作行为的物质性表现作家与作品的情感连接。郑彭畅的小说《台风天》以小杰参加父辈葬礼为叙事起点，看似是一个表现亲情和死亡的故事，实则暗藏独特的身份视角。逝者是小杰继父的哥哥，这种疏离的关系使小杰感到隔阂。作者无意提供惯常的情感抚慰，而是执意拷问少年内心的孤独与不安，并探求背后的生活成因。故事结尾，一场台风来临，狂暴的自然意象并未导向和解与救赎，反而是主角内心混沌与冲突的外化。与之类似，毛烨希的小说《生如苇草》开篇讲述苇苇的命运起伏及其与母亲的争执。父亲去世后，母亲又遇到一个男人，这使得成家生子的苇苇与母亲心生隔阂。继父的病掏空了家里的积蓄，苇苇帮忙照料，母亲却一味索取。这时，此前积蓄的矛盾突然爆发，苇苇拒绝母亲和家人住在自己家里。小说没有走向意料之内的温情结局，女孩对母亲的复杂情感持续到文本结尾，在生活的窘况背后，是作者对何为亲情的追问。

我们通常把故事的完整、人物的立体视为小说的美德。但在这种成熟的写作中，作者主体被巧妙隐藏。写作不是一个自我解剖、与世界探讨的过程，而是一门打磨故事、指点社会的技艺。于是，叙事的完整性成为小说的商品价值。我们可以轻松地阅读命运、归纳道理，置身事外地哀叹或感怀，在合上故事封底的同时将其迅速消费。相反，这些尚显青涩的学生作品却诚实、真挚地站在生活面前，所有的故事都被引向自身，叙事的裂隙构成德勒兹意义上的“褶子”，以打开的姿态袒露写作与自我的情感关联。比如，董开鑫的《你要来一颗薄荷糖吗》就将人物的立体形象与沉重底色掩盖在轻松的文本之下，用一系列看似琐碎、无意义的片段表现男孩的校园生活。王以予的《镜》用对话结构全篇，主人公因在镜中看到一条鱼在脸上游荡，遂与朋友谈起音乐、善恶、生命，以及对往事的回想。对话贯穿文本始末，镜子的隐喻具化为语言在其中延异，在看似凌乱的絮语中，一次次冲击自我意识的存在和意义。

在当代诸多优秀作家的笔下，我们已经看到小说未来的可能性。虚构的意涵正在被改写，无限向主体靠近。年轻的写作者用诚恳的自我表达寻找小说的意义，赋予这些作品直面生活、直面内心的真诚与勇气。于是，写作回归到最朴素的本位，成为福柯意义上的“自我技术”，如同一个无法接受世界本就如此的孩子，执拗于他的善良和诚实，用文字寻找认真生活的可能。

（作者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