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一个人是为了战争而出生。

战争把一切温暖的事物变得黑暗和悲伤。如果说现实社会中一个人的死亡是一个悲剧，那么战争中3500多万伤亡者只是一个数字。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9500多万平民流离失所。庞大数字的震撼力永远建立在“一”的基础上，《和平》也是在一个中国人与一个日本人的基础上讲故事。

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有原型。写作的起因是我婆婆家族的故事感染了我。婆婆的父亲是一名东北邮政工作者，九一八事变之后，奉天沦陷，但有骨气的奉天邮务管理局始终坚持“中华邮政”，拒绝与日本人合作。战争爆发后，奉天邮务管理局全部职员撤入山海关内，正如《和平》中所描述：“千里流亡，共赴国难，在这期间，中国人要多生娃娃，不为什么就为了自己的国家将来有扛枪打仗的人！”婆婆在讲这段故事时，我泪流满面。了解愈深，战争中横冲直撞的恐惧、无辜生命凋零的悚然，便愈发沉甸甸地压在心头。时间或许会风化记忆，人性中最顽强的，却终究会留存下来。

写作期间，我曾经三次到山西的风陵渡，然后过黄河去潼关，两次去府谷，两次去榆林，一次去宝鸡，一次去贵州镇远古镇考察“和平”村日军战犯所，并且多次求助在榆林政协的作家朋友王馨。

我的另一位画家朋友金小民，给我讲述战争中当地老百姓从地下刨出石碑，上面刻着“我死国活”。两度搁笔，不是不敢写，而是历史太过沉重，我生怕轻薄的文字，辜负了那些以命换国的灵魂。婆婆兄弟姐妹9个，5个参军。她的父亲一生留下大量的日记，每一本日记封皮的绸面上都绣着“和平”二字。可惜后来日记在颠沛流离中遗失了。写作期间，我大量查阅日军战犯写下的战争回忆录，其中记录日本人对中国的窥探很早，从日本明治维新前后就派特务进入中国，手绘中国地图，为占领前做准备。

岁月从不等同于时间，前者是鲜活的过往，后者是冰冷的刻度；时代也绝非历史的反义词，而是历史在当下的延续。太多普通百姓并非漠然世事，只是被恐惧裹挟；比起在绝境中挣扎求生的能力，他们甚至连预判战争降临的力量，都显得格外微弱。而活下去的唯一方式，便是“迎接”——像迎接每一个明天到来那样，接纳眼前的苦难。

为生存倾注热情，是刻在人性里的本能。

写作者的情感终有限度，而这限度，说到底就是爱的能力的限度。我爱着笔下每一个角色——只因为，他们都活在那样艰难的战争年代里。创作途中，我曾两度停滞。初动笔时的满腔壮志，在写到十万字、触及战争题材时骤然碰壁——我的知识储备清晰地告诉我，自己正踏入一片全然陌生的领域。被感动是一回事，要将这份震颤妥帖地转化为文字，更是另一重艰难的考验。《和平》中的钟表是时间的具象化，它寓意时间作为第四维度的存在——每秒跳动的格数、永远均匀的节奏，都在丈量着不可逆转的进程。可在这规整的时速里，有多少人悄然消失？他们来过这世间，却从未尝过好日子的滋味，人类的挣扎与悲欢，终究显得毫无理性。

人间烟火如一根细密的针，串联起时代的肌理。在《和平》中，我只想借民间那些鲜活有趣的现象，让读者触碰到那个时代的面容与神情。陈年往事与前尘旧梦，宛如一条流动不居却澄澈明净的河——它承载着小说人物的生命历程与心路轨迹，亦是战争里卑微个体头顶那片难得的天光云影。而在民间土壤里，随处可见的神秘细节，如同故事枝干上吊挂的细碎花叶，繁复却生动。我希望对这段过往既感兴趣又知之甚少的读者，能透过这些历史的细微表情与岁月深处的真切面容，读出那时的人间模样。

我在《和平》中写中国女性和日本女性，她们被战争伤害。我一直苦于难以从内心寻找到可以与战争年代相称的感情。对于她们身体中发生的任何奇妙变化，我必须本着符合人性的原则，不带任何情绪去书写。当我们剥离战争的宏大叙事，回归个体本身，这些曾承受深重屈辱与牺牲的女性，也理应得到尊重——这份尊重，值得女性创作者用文字去珍视、去守护，为她们被忽略的苦难与尊严留下印记。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那一段并不遥远的过往：家国飘摇，山河遭难，而彼时黄土地上扎根生长的草木，恰似绝境中不屈的脊梁，以蓬勃的生命力昭示着民族的韧性。

面对任何国家的战争，我们都不应该轻慢了生命。让我们永远记住：这场战事，承接往古，也指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