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建昌

青年作家孟昭旺的长篇小说《北乡谣》是这些年来农村题材乡土叙事难得的佳作。20世纪80年代的董村，已经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但处处弥漫着“旧日的气息”。这既是小说叙述的起点，也是小说围绕人物展开铺陈的基调。

学界认为，作者受先锋小说影响、偏爱少年视角与成长叙事，这一创作特征在他的早期作品中的确有清晰体现。其作品《秋天的故事》中对成长主题的刻意雕琢依然显见。《北乡谣》与他此前的创作形成了鲜明分野。如果说他前期小说的创作风格尚显模糊、辨识度不足，那么这部作品则鲜明彰显出独属于作者的标识化特质。而这一核心特质，我将其概括为古典性，特指小说在叙事层面对中国古典小说形成的传承关系与互文呼应。譬如全书采用全知叙事视角，沿用古典小说的叙述语言，强化故事性与神性书写；同时大量化用“嘉莉闻听，惊诧不已”“众人点头称是”“来人一一答毕，握手道别”“青宁却甩开嘉莉，径自走了”这类传统白话小说的语体范式，处处彰显作品与古典文学一脉相承的精神脉络。不过，《北乡谣》的古典性并非简单复古，而是作家主动的艺术创造。这种古典性既是一种叙事策略，又恰似乐曲的基调，在小说的叙事时空里始终萦绕回响。作品厚重、舒缓且氤氲绵长的古典文化气韵，与粗粝鲜活、贴近当下的现实生存图景相互交融呼应，构筑出多声部共鸣、一咏三叹、意蕴绵长的叙事交响。

作者曾多次提及，故乡董村是其文学创作的灵感之源。深谙其创作的读者都明白，小说中的董村早已不再是现实里真实存在的村落原型。它在文本中被拆解、虚化并赋予意象内涵，成为作家拓展小说艺术可能性的独特载体。这一点不难理解：小说里的乡土生活熔铸了作者的情感寄托与文学想象，构建起专属于创作主体的“第二自然”。生活之于小说，只有被编织成有意味的形式，才具有被称为题材的美学价值。对于小说家来说，“写什么”与“怎么写”是同等重要的。但在实际创作中，“怎么写”可能更为重要。因为，“怎么写”决定了生活如何成为小说的题材内容，而不再是外在于小说的素材，叙述使题材获得了直抵人心的美学力量。这里所说的叙述是本体性的，我们不能离开叙述笼统地谈论文学的思想意义和美学价值。

小说虽然采用全知视角，但叙述者的全知身份是隐含、消融在作品的叙事结构里的。由于叙述者隐身，小说里的人物、事件反而活跃起来。一旦视角打开，所有的故事、人物、场面、自然景象、心理幻觉、梦境等便纷至沓来，各行其是，冥冥之中仿佛一切自有安排。全书55章，三有家盖房、嘉莉回村、大旱、疫情、祈雨、戏台、葬礼等重要情节内容，都被镶嵌在一个敞开的叙事结构里。这里有时间与空间的交汇，有理性与非理性的缠绕，还有离形得似的浪漫。小说以叙述者隐退的方式，全景铺展了浓缩于一年时光里的董村百态。

作者放低叙事姿态，调动感官视角，直面现实生存本相，还原生活本来面貌。叙事如同低空飞行，聚焦乡民的日常起居、民俗劳作与婚丧嫁娶等微观生活图景，在细致描摹中构建独属于文本的诗性空间。这正是《北乡谣》独特的叙事智慧。那些被理性认知与概念逻辑遮蔽的生活细节，重新进入小说叙事，成为唤醒读者文化记忆的精神触媒。民风、民俗与民情交织相融，也赋予这部小说别致新颖的叙事调性：兼具诗性意蕴与神秘气质。

叙述中的温情，是小说打动人心的地方。乍看无端，寻思有味，令人愁肠百结。人物、事件、风物、民俗的描写细腻而简洁，常有神来之笔。皴擦点染之间，自成风流。可以说，《北乡谣》是一部值得细细品鉴、咀嚼回味的好小说。

（作者系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