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文学既是多民族文学，也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的文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涵，也是新时代对中国文学的呼唤，是中国文学的重要历史使命与责任担当。将要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鲜明倡导，为新时代中国文学打开了新思维、扩展了新视野、开示了新境界。

文学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呈现，我认为可以从三个维度进行。

一是历史的维度。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观照下的历史题材文学创作，意味着一种新的视角，视角的变化则意味着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新的发现和理解，甚至可能导致对历史整体的重新思考。历史内涵的陌生化和新发现，将使历史变得更为多层和深厚，而这将大概率催生一种新的历史叙述。

创作视角的嬗变包括历史“量器”的增大。关于一些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如果分别从历史的短时段（其中亦存在民族矛盾和分歧）和长时段（各族人民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来思索和衡量的话，其结论可能有所差异甚至大相径庭。因为在短时段中涌现的人物和发生的事件，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关于人物和事件的评价亦更多地受短时段的现实、情绪、舆论氛围等的影响和局限。而体现着历史运动方向和趋势的长时段中的人物和事件，已更多地脱去其偶然性和情绪性，而具有一种更为恒定和理性的认识价值。一些以往存在争议的历史人物和事件，或许能够因此而定分止争；一些不曾受到更多关注的人物和事件，或许因此亮相于新的历史叙述。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启引下，面对共同开拓祖国辽阔疆域、缔造统一多民族国家、书写辉煌中国历史、创造灿烂中华文化和培育伟大民族精神的民族大历史，面对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的家国大情怀，文学的历史叙述应该也必然会相应地生发新的面貌。

二是现实的维度。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源于久远的历史，但从其理论形态来说是一种伴随现代化进程而不断强化的现代意识。在现实题材文学创作中，尤其更应灌注这一现代意识。理论来自实践，现代理论来自对现实实践的把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华民族当代政治共同体的形成，也是中华民族当代情感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根本寄托。56个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施行、坚持和完善，尤其是进入新时代以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都不能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个民族也不能少”的民族生活图景，为现实题材文学创作提供了新鲜的灵感、丰富的素材、浓郁的特色和厚重的内涵。现实题材创作的民族性，同时也衔接着历史，因为民族性是历史地形成的；民族性的另一端，则伸向未来、伸向世界，如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民族性的最终走向，是普遍的人类性，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引领下的现实题材文学创作，追求时代精神、民族精神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共融，应是值得提倡和期待的。

三是审美的维度。文学是以审美的方式存在的，是一种审美形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学呈现，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题材创作，都离不开审美的表现、提炼与升华。孔子说诗“可以群”（《论语·阳货》），曹丕说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典论·论文》），固然是看到了诗文对于凝聚人民和国家的功用，但又何尝不是对文学审美力量的认识？诚然，共同体意识在更大程度上是一种现代意识，在有扬弃地继承传统美学的同时，也在召唤新美学，召唤美学的重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学审美表现，我认为相较一般的文学性表达，既有共性，也有其特殊性或曰侧重性。在作品中，不仅关注人物形象塑造、语言修辞运用、叙事策略选择等一般文学性手段，还应对关涉作品主题、体现着民族共同记忆与乡愁的各种因素如民族风俗、传统、文化遗产等的表现予以格外重视。英国作家埃德蒙·伯克曾如此谈论风俗的意义：“每个民族都应有风俗体系，敏感的心灵都倾向于品味这个体系。要使我们热爱自己的祖国，祖国就应该是可爱的。”具有共同体意识的文学创作，应同时认识到高度的审美表现对丰富和完成作品主题的重要性。审美的意义并不仅仅局限于纯粹的文学性，而且还介入到民族的现实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中。社会统一与审美、政治共同体与审美的辩证关系，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学呈现的一个深刻启示。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中国当代文学创作注入了强劲动力与活力，为攀登文学高峰、写出中华民族新史诗展现了新的可能性。

（作者系中国作协少数民族文学委员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