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萃颖（傣族）

近年来，报告文学创作始终在“纪实性”与“文学性”的二元维度中博弈，并不断探索二者的内在融合。如何在写实记录与情感叙事之间构建动态平衡，实现真实与虚构、理性与情感的有机熔铸？如何立足个体思考和叙事伦理，进而凝聚地域乃至民族层面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些都是报告文学寻求突围的重要命题。长篇报告文学《壮哉！桂西北》以桂西北地域叙事为载体，在纪实与情感的交融中，完成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审美表达。

《壮哉！桂西北》充分释放了报告文学的审美潜能，在恪守“真实”这一纪实伦理的前提下，以真挚的修辞策略与情感的审美想象为媒介，重构受众对于“报告”的认知。作品的内在审美张力，在于“客观记录”与“主观介入”的辩证交融。这样的博弈与共生，既未僭越非虚构写作的真实边界，又赋予文本以充沛的情感张力与承载时代精神的现实品格。

尽管写作者以冷静的纪实笔触勾勒出广西河池地区的山乡巨变，但在叙事过程中，现实事件和时代氛围的沁润，促使作者调动个体生命体验和情感储备，不经意间流露出强烈的情感倾向与价值判断。全书叙述了河池地区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文本扎实的“现实感”夹杂着叙事主体的“在场性”。这种双向触动的交互过程，使作品既维系了现实叙事的可信度，又兼具“情动美学”的感染力，实现了纪实与抒情的有机共生。

作品既坚守事无巨细的现实精度，又以文学手法营造深厚的审美意蕴。其核心审美特质契合了朗吉弩斯《论崇高》中所提倡的美学内核——崇高的对象以其磅礴力量唤起人的尊严、自信与强烈情感，这种审美体验既存在于自然与社会，也沉淀于艺术文化中。第一章《苦难与荣光》对河池穷困史的书写，便反映出当地民众在荆棘中淬炼的历程。贫瘠的土地、闭塞的乡间、匮乏的认知，如难以翻越的布满怪石的悬崖峭壁一般，桎梏着幸福之路。然而，河池人民并未被自然之力压倒。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激发了他们顽强不屈的抗争精神，最终铸就改天换地的荣光。这不但唤起人们对生命的敬畏，还彰显出崇高美学的力量感，更让一代代河池人民在同舟共济、荣辱与共的集体记忆中，凝聚起稳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作者在书写地方风物、人情世故与奋斗史时，以比喻、象征、排比等文学手法营造观感、美感与力量感，潜移默化中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讲述东兰县韦胜难的事迹时，作品以“大同乡夜晚的星空”比喻其纯洁的人格和道德魅力，又以“成群的星星蜂拥而至，铺满前路、照亮眼眸”的意象完成情感的升华。韦胜难的个体坚守并非孤立存在，而是桂西北民众集体奋斗的缩影。这种虚实相生的叙事策略，有效把握了纪实与抒情的边界，在对历史真实与叙事情感的重构中，传递出民族精神内核，强化了作品的可信度与感染力。

作者以地域叙事为切入点，将桂西北独特的山川风貌、风俗人情等地方性内容，升华为生存、奋斗、乡愁及传统与现代冲突等普遍性命题。如作品中提及的歌圩，既是壮族青年表达爱情的习俗，又是民族文化传承的非物质形态。其文化流动性不仅维系着民族情感，更在跨地域的意义延伸中，构建起地方性与普遍性的叙事张力，使文本超越单一地方志的局限，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兼具地域基因与普遍意义。

总而言之，《壮哉！桂西北》以纪实美学的严谨坚守着历史真实。虽然在某些章节的分寸把握上尚有提升空间，部分段落的文学性也略显单薄，但瑕不掩喻。这部作品聚焦“桂西北”的地域形象，将平面符号转化为立体审美意象，使其兼具理性质感与人文温度，最终完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审美表达。

（作者系《南方文坛》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