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旭东拥有的第一块手表，是父亲2008年网购一台彩电时商家附赠的。那是一块石英表，圆形表盘，三针设计，通体流淌着月亮般的银辉。当时还在读中学的他爱不释手，从此泡在了“表友”网络论坛里。
2015年大学毕业后，邓旭东毫不犹豫地南下深圳——他要去投身自己最喜欢的事业。当父亲邓春生在老家筹建家庭农场时，他正在深圳与朋友合开工作室，从事钟表KOL（在特定领域对群体购买行为产生核心影响力的个人或组织）的工作。这份时尚职业收入不菲，需要对世界名表的机芯、历史与市场有深厚了解，再通过自媒体等平台发布评测内容，从而影响“表友”的购买决策。邓旭东在钟表行业如鱼得水，曾两度受香港贸发局邀请，赴港出席国际钟表展。短短四年多，他累计赚了400余万元。那时他才27岁。
城市的霓虹与故乡的泥土，仿佛永不相交的平行线。那时的邓旭东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会重返乡村，与父亲并肩耕耘。
一
“我爷爷是村里最早实现‘家门口就业’的人。”1963年出生的邓春生用略带调侃的语气自豪地说道。我们坐在他家位于猫坡里的禾场上。晨光从山坡上白雪般的山茶花间跳跃而来，落在我们脸上，也落在脚边两只嬉闹的小黑鸡身上。满地的小黑鸡，在光斑里不停地用爪子刨土觅食。
益阳市谢林港镇清溪村，是作家周立波的故乡，也是《山乡巨变》故事发生的原型地。村子旧名“邓石桥”，早年有一条建于1960年的益灰小铁路连接市区。这里曾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处，昔日行商风尘仆仆而来，常在村口茅草覆顶的驿亭里换下草鞋，整顿行装，再进城去。驿亭无墙，内置四条糙木长凳，中间旧木桌上摆着时令山货：毛栗子、谷芽糖、红薯片、凉薯、山茶油……还有用未饱满的水稻芽尖泡的靥谷子茶。守摊人，正是邓春生的爷爷。
茶籽总是有得捡的，只要人勤快。
“那时村里山茶林少说也有60多亩，望过去连绵不绝。”瘦削的邓春生挥手指向山坡，语气感慨，“贺爹说他小时候就见过了这山茶林，他去年过世，整101岁——你算算这茶林有多长历史？”
20世纪80年代，邓石桥村地下发现黄金矿藏，整个村庄迅速陷入无序开采热潮。用于提纯黄金的硫黄不断释放有害气体。水被污染了，山被污染了，脚下的土地渐渐失去了滋养生命的能力。一树一树的山茶，被空气中弥漫的二氧化硫熏得再也不能开花，再也不能结果。它们陆陆续续死去，最后在村民烧起的烈火中化成了木炭。虽说砂金矿的露天开采行为不久即被相关部门明令禁止，但邓石桥村那片古老的山茶林终究是消失了。
邓春生父子俩都遗传了祖辈的经商天分。从开着一台衡阳牌手扶拖拉机跑运输开始，邓春生慢慢涉足公路、桥梁的承包修筑工程，又与人一起开大理石厂……2012年，他回到家乡，站在乱茅侵径、荆棘横生的山茶林旧址前时，却下定决心与过去的自己做个切割——他要再做躬耕陇亩的农人，去恢复周立波笔下的景致：
虽说是冬天，普山普岭，还是满眼的青翠。一连开一两个月的白洁的茶子花，好像点缀在青松翠竹间的闪烁的细瘦的残雪。林里和山边，到处发散着落花、青草、朽叶和泥土的混合的、潮润的气味……
那是他亲眼看到过的乡村美景啊！
他拿出全部积蓄，付清了这片荒山三十年的租金，剩余的钱都换成了苗木——有桂花，有杉树，最多的自然是山茶树。村里人议论纷纷，说邓春生一定是在外面“绊坏了脑壳”，才会回来做这样的傻事。邓春生并不理会，依旧每天扛着锄头上山，植树、除草、施肥、修路，并在笔记本上写下抒怀诗句：“足踏胞罐地，衣沾故乡泥。”
与此同时，清溪村也开始重新定位发展方向。从修缮周立波故居起步，在上级政府的引导下，村里决定全力发展文化旅游产业。为了动员青年力量，村党支部书记多次登门拜访邓春生，请他劝儿子邓旭东回乡，又亲自打电话给邓旭东，恳切说道：“村级组织今后要走年轻化、知识化、智能化的路子，你是年轻党员，该回来带个头。”
彼时，邓旭东的名表生意正做得风生水起，他也早已习惯了都市车水马龙的喧嚣生活。即便家乡不再有昔日的泥泞土路，要回来，他的内心仍经历了一场激烈的博弈。他是怎么说服自己的，我们不得而知。但最终他回到了清溪村，那是2019年11月底。他成了村上月薪2000余元的便民服务员。
都是些琐碎的却关乎民生的事：帮助村民申领社保卡、教他们怎么缴纳医保、为村民开具各类证明等。有一次，一位村民看病花了几百元，不在医保报销范围内，却硬是找他理论，他反复解释对方也听不进去……
父子俩不免有了冲突。当儿子埋怨老子不该让他放弃年收入80多万元的生意返乡时，邓春生声调软却态度硬：“工作若是没困难，你大可不干；但正因为有困难，才更不能甩手走人！”
大学期间，邓旭东曾利用课余和寒暑假时间打工。他推销过保险，在餐馆端过盘子，还在工厂打过螺丝。父亲说：“你需要钱我给你，读书时不要那么苦。”他却回答：“我不是为了挣钱，是想积累与人交往的经验，将来好在社会立足。”
“现在，不正是锻炼你和人打交道能力的最好机会吗？”父亲这句话，让邓旭东渐渐冷静下来。他开始认真思考，如何把“服务村民”这件事，真正做得细致、做到实处。
周立波的《山乡巨变》连环画，他8岁时就看过，是20世纪60年代的版本，收在祖父家的两屉柜中。原封面已在传阅中丢失。后来祖父用牛皮纸重糊了封面，并用黑笔勾勒出书名，中间填充着匀称的红色。那时他认字还不多，主要是书里的小人儿让他觉得有味——他们的服饰打扮，和身边的村民没有两样。如今，《山乡巨变》原著成了他的枕边书。他想像立波先生那样，真正站在农民的立场上看问题，学会换位思考，实实在在为农民谋利益。
有一年夏天，清溪村遭遇特大洪水，每小时降雨量达100多毫米，低洼地带积水深逾1米。晚上6点起，来自村民的电话接连不断地响起。他与11位村干部骑着摩托车分头赶去救灾。在一处临近公路的门面房里，他蹚着水进去，将一位瘫痪在床的老人背了出来……
回过头看，他不再觉得村民工作难做。掌握了与村民沟通的方法后，对于基层治理，他思路更开阔，心里也更有底了。
二
时光在邓春生的农场里静静流转。三年过去，虽没产生经济盈利，还让他贴了不少钱，但与土地的亲密互动，让他体验到了从未有过的心安与自在。
在开满白色花朵的山茶树旁吟诗，静听山鸟啼鸣，是这位老文学爱好者过去的奢望，如今却成了生活日常。
“爸，你这还是传统农耕的老办法，行不通的！”儿子的声音打断了他的闲情。
“几百年来农村植树造林不就是这样吗？你看，桂花开了，有些急性子的山茶也爆花蕾了。”邓春生回答道。周立波小说里的句子，他也信手拈来，“到时‘开得满村满山，满地满堤，像云彩，像锦绣，工人老大哥下得乡来，会疑心自己迷了路，走进人家花园里来了’”。
邓旭东被父亲的话逗笑了。他站在禾场上，目光缓缓掠过静谧的山茶林、桂树林和杉树林，轻声却认真地说：“时代不同了，爸。现在的农业得靠智能化、讲市场，不然会被淘汰的。我们要发展生态循环的智慧农业，光有林子不够，还要发展林下经济。比如养跑地鸡。现在很多人走路不都戴手环记录步数吗？我们给鸡也戴上——不是手环，是脚环，上面印好二维码。客户一扫二维码就能看到鸡今天走了多少步……”
邓春生听得糊涂，但他支持年轻人尝试新路子，便爽快回应道：“我不懂。以后你出脑力，我出体力。”
“好！”邓旭东想了想，又说：“农场该有个名字。叫‘禾场上’，您看怎么样？”“崽啊，这名字起得好！”邓春生双掌一拍，眼里泛起光亮，“《禾场上》是立波先生写的短篇小说，讲的就是我们村的故事，再贴切不过了！”
我问邓旭东，为农场取“禾场上”一名有何用意？他说：“《禾场上》的人物都是我的祖辈，他们与邓部长在禾场上歇凉、聊天，谈论生产合作化后的收成，充满对未来的向往。几十年后的今天，作为新农人的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仅没有停止，而且还有新的憧憬。”
邓旭东拿出了20万元投资父亲的农场。他与在网上认识的成都做农业科技开发的几位“90后”朋友一拍即合。大家都是创客型青年，喜欢探索新鲜事物。不久，第一代跑地鸡运动脚环在他们的努力下生产出来了。
“禾场上”62亩山地里，3个计数器被分别安装在树或墙壁上。1200多只戴着脚环的鸡开始了它们的“智能生活”。邓春生在儿子的指导下，也学会了通过手机查看鸡群每日的运动量。
时间久了，邓旭东发现了步数计算的偏差：在计数器50米以外的鸡运动步数不能上传。还有一次，邓旭东寻鸡到一棵松树下，抬头一望，树上竟栖着近30只鸡。它们或卧或立，自由自在，蛋也下在了高高的枝丫之间……
为解决数据丢失的问题，他与成都的伙伴们开始了第二代芯片的研发。他们将农场矢量图进行3D建模，并与GPS卫星地图进行匹配，使脚环采集的所有数据都能同步呈现在3D矢量建模图上。由此，脚环实现了运动计步和GPS精准定位的双重功能。
但消费者并未如邓旭东预想中的那样热衷扫二维码——满山奔跑的鸡本身就是生态环保的活广告，何必再看步数？况且脚环的电池有效期仅有半年，而鸡需要养殖一年以上才能出栏。实际操作中，是难以确认哪些鸡的脚环电池已经耗尽的。
给鸡群戴脚环的试验宣告失败。半年时间，邓旭东亏了6万元。
三
邓旭东没有气馁。脚环的案例让他明白，赢得消费者信任的关键，在于提供肉眼可见的简单真实。这揭示了一个朴素而深刻的商业真相：建立信任的最有效途径，往往就是最直观的那一条。
春天来了，他从外地购了一大批树苗回来。这一次，他要把“禾场上”打造成一个集研学与体验于一体的生态农场。
“叔叔，我要种那棵粗点的山茶树。”“叔叔，来帮我看看树坑，还要挖深些吗？”……
在“禾场上”，孩子们一边种树，一边声音此起彼伏地喊着邓旭东。家长们沐着春风，于山地间弯腰捡拾土鸡蛋。瞧见邓旭东应接不暇的模样，再看到自家孩子体验农耕生活时那种满得快要溢出来的快乐，都忍不住笑出了声。笑声惊动了鸡群，它们扑棱着翅膀，一下子飞得老远。
鸡是从四川引进的“五黑一绿”品种——“五黑”即黑毛、黑皮、黑脚、黑内脏和黑肉；“一绿”指其所产的绿壳蛋。此外，在阳光下，鸡的黑羽毛还会折射出华丽的孔雀绿色，这又是一重隐藏的“绿”。
多年来，邓旭东仅投入两批蚯蚓，便启动了农场的生态循环：鸡食蚯蚓，蚯蚓化粪叶，粪叶养林。各个环节紧密衔接，“禾场上”成功构筑了一个自我维持的微型生态系统。他还推行分区轮牧模式，让鸡群在东、西山地进行每半年一次的轮换。这种方法使土地使用有了间歇期，能有效避免生态透支，从而实现土地的可持续保育。
“现在月产5000只蛋，还供不应求。”邓旭东很自豪地告诉我，“2024年‘禾场上’实现利润23万元，包括山茶油销售获利5万元。”山上油茶林、林上油茶果、林下跑地鸡，这幅美景已在“禾场上”变成鲜活的现实。
他还与邻村一青年养猪户合作，引进了5头宁乡野猪，与本地约克夏猪杂交，繁衍出了肉质紧、身形小的新品种，命名为“清溪小黑猪”。邓旭东希望将更多农业套养模式植入周边村，将产业线拓长，带动共同增收的同时，形成品牌本土化。
2022年8月，中国作协“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在清溪村启动。文学兴村的美好前景，使邓旭东充满了激情。已是清溪村党总支委员的他，与村干部们走访了74户村民，收集民意，了解需求，为日后清溪村21座书屋的建成提供了翔实的数据，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邓旭东时常和村里的一群年轻人聚在一起，热烈讨论如何将文化传承与清溪的特色资源创新结合。他们先是创办了“清溪礼物店”，为村民的红薯粉、腌酸菜、发糕等土特产打开了销路；又借助频繁举办的文学活动，开设文学集市，摆摊推广村民的产品。有村民感慨：“没有你们搭的这个平台，我现在几天卖出去的东西，过去可能一年都卖不完。”
清溪盛产杨梅。以往每到杨梅丰收季节，能干的村妇们会将杨梅晒干，与新鲜鸭肉一同腌制，再拌入紫苏、茶油和芝麻，谓之“梅子鸭”。那浓郁的香气，吃过的老人们至今回忆起来都忍不住咽口水。还有昔日驿亭里供应的靥谷子茶，清香提神，能健脾开胃、促进消化……可惜这些传统风味如今都已失传。邓旭东想，传统食品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加以传承。目前他正着手挖掘那些失传的饮食技艺，希望把这些珍贵的舌尖味道重新找回并延续下去。
在“禾场上”的采访不知不觉已近午夜。这时，邓春生拿着一沓稿纸走过来，略带歉意地打断我们，想让儿子帮他看看稿子上的文章。原来，北方一家文学刊物向父子俩约稿，次日就是截稿日期。邓春生希望儿子最后把把关，从主题到语言都帮着斟酌一番。
询问之下，我才得知，父子二人各自完成了一部超过10万字的长篇小说，描绘清溪村农民的新生活，目前正在出版社等待出版。父亲是自觉回归乡土，儿子则是因缘际会回到了故乡。虽然路径不同，但二人在耕作之余，都成了笔耕不辍的自觉书写者。
踏着浓得化不开的夜色，邓旭东送我返回民宿。临别时，我忽然想起还未问他新的憧憬是什么。已经走出一段路的他，转身高声答道：“我憧憬，清溪村能举办全国性的‘和美乡村’文学大赛，为农村作家搭建一个展示才华的舞台，让他们既能‘书写乡愁’，也能‘留住乡愁’。还要推动设立农村文学基金与奖项，激励更多扎根土地的人，写出属于这个时代的佳作！”
那声音充满力量，融入身旁潺潺的清溪流水声中，仿佛带着光亮，越过山峦，流向一个更具诗意、更广阔的乡村振兴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