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发展的时代让知识获取变得愈发便捷，各类畅销书层出不穷，阅读指南与推荐书单持续更新。阅读载体与方式虽不断变化，但人们对阅读的热爱、对精神家园的守望始终如一。无论形式如何更替，总有一类图书长盛不衰，既是无数人的枕边读物，亦是一代代人心中恒久的精神珍藏。经典是什么？我们该如何阅读经典？经典又是如何滋养一代代人的心灵、塑造大众的精神世界？本版特设“我与经典”专栏，邀读者共品经典、感悟经典，在字里行间感受其恒久不衰的精神力量。
——编 者
一
认真说起来，路遥算是我的亲戚。
我并不是说我们有什么血缘关系，你非要这样理解也可以，我的血液里有着他的基因，那就是一个个中国汉字，还有无尽的希冀与热爱。
我中学毕业的时候本来想学医，我想学了医就可以去部队当军医。但因为分数的原因，我学了4年畜牧兽医。4年后的夏天，我从学校毕业了。我告诉人事部门，我会写诗，希望能够改行。就这样，我被糊里糊涂地分配到了秦岭山中一个小镇的文化站，担任文化干事。
8月初，我收拾了两床被褥，坐上每天一趟的班车，前往文化站报到去了。区政府分管后勤的办公室主任看了看分配通知书，从墙上取下一把钥匙，然后穿过窄窄长长的小镇，把我带到了文化站的门前。文化站是夹在村子中间的三间大瓦房，和周围的民居没有什么两样。主任捅开了大门上锈迹斑斑的锁，把钥匙塞到了我的手中。我疑惑地问：“我要在这里上班吗？”主任说：“对呀。”我说：“文化站就我一个人？”主任说：“对呀，你既是站长，又是员工。”我说：“再没有别人了吗？”主任正要离开，回过头笑了笑说：“难不成再给你配个小媳妇？”
我走进文化站后，看到一张木板床，一张桌子，两张板凳，还有直接堆在地上的几百本书。书已经发黄，像收上来的一堆破烂。此外，什么也没有，雪白的墙上连一幅画也没有挂。
文化站所在的小镇，是312国道沿线的一站，也是商於古道必经之地。当年，秀才们进京赶考或者京官外放还朝，都会从这里经过；许多大诗人如杜牧、白居易、韩愈、元稹等，都在这里歇过脚，也写出过千古名篇。
文化站背后是一条静静流淌的小河，每天黄昏的时候，我就茫然地坐在河边，看着太阳慢慢落山，看着世界慢慢变黑，然后一直坐到半夜，仔细体会着古人留下来的苍凉和愁绪。当时，没有什么人来文化站，我也没有具体的任务，不知道怎么开展工作。所以每天吃完早饭，就百无聊赖地背着一杆猎枪——对，我有一杆猎枪，那是我考上学的时候舅舅送给我的礼物，我一直把它带在身边，在附近山坡上到处转悠。
有一天，一个小伙子来到了文化站，笑眯眯地问我：“陈站长，你这里的书可以借吗？”我顿时一愣，有些激动地说：“你随便挑吧，不用还了。”他挑走了一本什么书，我不记得了，只记得第二天一早他又来了，说文化站的书真好看，整整看了一个通宵。
我对那堆旧书就有了好奇，于是翻了翻，还真有了意外的发现。其中有一本杂志已经发黄，封面被撕掉了一半，我被上边的一篇小说吸引住了——“天闷热得像一口大蒸锅，黑沉沉的乌云正从西边的老牛山那边铺过来。地平线上，已经有一些零碎而短促的闪电，但还没有打雷……一场大雷雨就要到来了……”
那天，我就坐在文化站的地板上一口气看完了那篇小说。“‘好好重新开始活你的人吧……啊，巧珍，多好的娃娃！那心就像金子一样……金子一样啊……’德顺老汉泪水夺眶而出，顿时哽咽得说不下去了。高加林一下子扑倒在德顺爷爷的脚下，两只手紧紧抓着两把黄土，沉痛地呻吟着，喊叫了一声：‘我的亲人哪……’”
当我看到结尾，抬起头看向窗外的时候，发现夏天的一场大雨已经不知不觉地结束了。此时此刻，乌云散去，阳光重新灿烂地照耀着这个世界。我空洞的心里似乎被塞进了一把火，这把火里既有高加林和刘巧珍的爱情，也有我自己埋藏心底的青春梦想。
二
“好好重新开始活你的人吧！”我拿起了那杆枪，最后一次端起来，朝窗外的太阳瞄了瞄。我的枪口对准的似乎是自己豁然开朗的心脏，或者说是充满期许的未来。我象征性地扣动了扳机，说了两声：“嘭……嘭……”然后把它深深地藏在了床下。我把地上的书一本一本地拾起来，擦去上边的灰尘，分门别类地码在地上。正是从那天开始，我不再无所事事地到处晃悠。除了给老百姓借借书、组织村民们植植树、偶尔被抽调下乡，其余时间我都躲在文化站里，没黑没夜地看书，也疯狂地写诗。
那篇令我豁然开朗的小说，作者叫路遥，道路的路，遥远的遥，小说名字叫《人生》。它的人物、它的故事、它的情感、它的纯粹，真正地点燃了我的人生。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恍惚以为刘巧珍是我们村的姑娘，我暗暗地发誓有机会一定要把她娶回家。如果从人生的角度来讲，对我的思想影响比较深远的，还有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因为路遥给人提供了一种面对苦难和命运的精神力量。比如孙少平，他的女朋友田晓霞是省委副书记兼市委书记田福军的女儿，他的妹妹孙兰香的男朋友吴仲平是省委常务副书记吴斌的儿子。孙少平完全可以利用这些关系改变命运。在孙少平受伤住院期间，吴仲平主动提出，他父亲和矿务局局长是老相识，可以让父亲写一封信，把孙少平调到省城工作。但是孙少平拒绝了，依然留在煤矿当挖煤工人。
田晓霞牺牲以后，孙少平从她留下的日记中看到一段感人的话：“酷暑已至，常去旁边的冶金学院游泳，晒得快成了黑炭头。时时想念我那‘掏炭的男人’。这想念像甘甜的美酒一样令人沉醉。爱情对我虽是‘初见端倪’，但已使我一洗尘泥，飘飘欲仙了。我放纵我的天性，相信爱情能给予人创造的力量。我为我的‘掏炭丈夫’感到骄傲。是的，真正的爱情不应该是利己的，而应该是利他的，是心甘情愿地与爱人一起奋斗并不断地自我更新的过程；是融合在一起——完全融合在一起的共同斗争！你有没有决心为他（她）而付出自己的最大牺牲，这是衡量是不是真正爱情的标准，否则就是被自己的感情所欺骗……”
从田晓霞的角度来说，她这么一个省报记者，又是高干的宝贝女儿，不但没有看不起孙少平，而且还那么爱他、敬佩他，这种品质难能可贵。小说里的人物具有那么强大的抗争精神、那么高的人生境界，放在当下这个社会，更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人的生命力靠水、氧气和食物来维持，文学作品的生命力要靠积极向上的精神。我常常说，现实世界缺少的，正是文学作品应该表达的。正因为如此，我不喜欢那种负面情绪很重的作品，而喜欢那种充满能量的作品。这种作品让人读了之后，会从中找到方向，增加生活的勇气，注入热情和动力。
三
几年之后，我翻过秦岭来到西安，又读到了《早晨从中午开始》。路遥有一段话至今记得：“退回去吗？不能！前进固然艰难，且代价惨重；而退回去舒服，却要吞咽人生的一剂致命的毒药。还是那句属于自己的话：有时要对自己残酷一点。”
初到西安的时候，我租住在一户农民家里，那是二楼的一间小阁楼，不到十平方米，没有正式的楼梯，只架着一把生锈的梯子。里边更没有厕所、厨房和自来水，除了一张吱吱呀呀的木床与一张桌子之外，连张椅子也没有，写字的时候只能坐在床沿上。关键是一点不隔音，楼下掉一粒扣子的声音也听得清清楚楚。
出来闯荡当然是为了理想，但是很快就发现生存并不容易。在小镇，你可以混日子，但是在外边不行，你必须不停地工作。有一阵子身无分文，低着头走在大街上，眼巴巴地看着那些垃圾，多想捡到十块钱啊！十块钱可以买好几个馒头，能维持几天的生活。有一位老师劝我：“你都吃不上饭了，都活不下去了，还写什么写啊？”但是，我想到了孙少平，想到了路遥的话——不能退，要对自己残酷一点。我觉得只要饿不死，只要还有一口气，就无法阻止我写下去。我就是抱着“饿不死”的态度，朝前一步一步地走着。比如夏天，40多度高温，连一台电扇也没有，我就光着膀子，大汗淋漓地写啊写啊。
我到西安的时候，路遥已驾鹤西去，因此非常遗憾，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有那么几次，我悄悄地来到建国路，但是他曾经工作过的四合院已于几年前被拆除，他曾经住过的家属楼也已经住进了别人。我久久不愿离去，默默地注视着那个院子，注视着院子里的一棵大树，以及树梢上边的那片天空。我知道这片天空曾经被路遥注视过，所以总觉得满天的繁星依然明亮。
电视剧《人生之路》播出的时候，不停地有朋友打来电话问我：“高加林到上海当记者的那段经历，写的是不是我？”我看了看，竟然和我的经历几乎一样，于是笑着回答他们：“我就是高加林！”
我心里非常清楚，我不仅是高加林，也是孙少平和孙少安，还是刘巧珍和田晓霞，而且我早已被路遥笔下的人物灵魂附体。我和我的主人公，路遥和路遥的主人公，总在某个不经意的时间和空间里相互走动，相互交流，像亲戚之间串门子一样。
从这个角度来看，说路遥是我的“亲戚”也未尝不可吧？只是一点：我是晚辈，他是先生；我是小草，他是大树。为此，我写过一首诗，题目叫《你是我身体里的一棵树》：“你一直站在我的身体里/是唯一能为我把水吸干变成火的人/你是唯一满身带着火不对我燃烧的人/你是唯一面对苦难的时光即使被埋没一万年/再点燃的时候连灰烬都不留的人/你不是别的/你只是站在我身体里的一棵树/没有人能砍伐你，也不能入侵你/你正在一万米的高空/利用云和云的碰撞/为这个世界制造一场风暴，准备击中我/你是唯一能把闪电为我变成血液的人。”
我自称是路遥的“亲戚”，意思是：我是他塑造出来的，我的血管里流淌着的，是他的文字，是他的风骨，是他的黄土地，是我们相同的苦难和热爱。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已经被我们转化成了一种血液，组成了永远无法删改的基因。
路遥先生，我亲亲的亲人哪！
（作者系作家、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