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民阅读活动周”到来之际，不禁对“人为什么读书”“为什么提倡大众阅读”“读书对我们的生活到底有什么意义”等问题进行一番思考。
思忖一番之后，我想到，人之所以读书，大概有这么几种目的或取向：
一曰“消闲”。正如张中行先生云：“人就是这样一种奇怪的生物，忙了他（或她）叫苦，可是闲真来了，他又会闲情难忍，喊‘日长似岁’。”怎么办呢？就依自家所好，想办法“消闲”：可与同道饮黄酒，或串门子道短长，或打开棋盘与人对弈，或入歌厅K歌……但诸多妙法均有局限，须有物质，须有党朋，须有这方面的技艺和兴味。若一无物质，二无党朋，三无技艺兴味，居家枯坐，便只有向书乞援。不管是什么书，只要读下去了，凝滞的时光，便如涧底的水流，兀自流走。
在市场上，往往会看到摊头小贩捧流行小报和通俗读物而读。那并不是在“消闲”，而是在这次赢利与下一次赢利之间，用书报来平息第一次赢利的亢奋，等待第二次赢利的到来。与其说是在“消闲”，不如说是在“消忙”，这大概是小贩的一种心理调剂。
二是“求知”。这是读书的功利性所在。要想在社会上站住脚跟，需有一技之长。这一技之长，或从现实中来，或从书本中来。从书本中来，便需要我们“求知”。所以，读书以“求知”，是一种中性的过程。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并非玄谈，而是有普遍的意义在。特别声明，“求知”为社会进步的那层意思，因人人都明白，便毋庸赘言。具体地说，“求知”还有两层“雅”的境界：一是教化，二是写作。
要想说服别人，先要自己“懂”，自己照“章”树典范，然后才有底气去“传授”，才有资格要别人奉为圭臬、“从善”如流，尽教化之功。在这一点上，我们要避免“严以律人、宽以待己”，也就是说，如果追求知识不是为了完善自我、规范自我，而是充当“利器”以教训他人，那就误入歧途了。
读书而写作，是文人常见之状态。读了之后，能化为自己内在的东西，然后写出属于自己的文字。这自然是极好的。作为写作者，我们要警惕这样的情形：自己腹内空空，就找来书本，从书中趸些货色，“遗布”给别人，始终硬撑着一种“思想先知”的门面。
当代一些散文名家的“知识性”散文，愈来愈引发不了读者的热情，便是他们“趸卖”得太多。而冰心先生的晚年散文能在读者中激起更大的波澜，正是她老老实实地说了一些真情话、真心话。她的作品之所以有这样的感召力，是因为她把阅读所得与自己的生活经历、社会观察和主观的思考熔为一炉，然后把自己真信、真感动的东西提炼出来，娓娓地诉说给读者听。
人与书的第三种情形，便是“浸淫”。清代思想家戴震认为，“凡事为皆有于欲，无欲则无为矣”，又说，“有欲、有情、有知”是人的本性，否认了这一点，便否认了“人之成为人”。同原始人的“食”“色”本性一样，“有情、有知”亦是人的一种天性。这种天性的文明表现便是读书的欲望。只不过“食”“色”之欲无心人也可有之，“读书欲”只是被有心人延续罢了。这有心人便是历代的读书人。存“欲”为的是“有为”，这是读书人的优良传统。
于是，读书之为“欲”，便如耽于美食一样，整个身心投入，不问功利，沉浸其中，不能自拔。此境为“浸淫”。
“浸淫”是与书血泪同感——读到激昂处，慷慨悲歌；读到愤怒处，便义愤填膺；读到缠绵处，竟邀杯中月以抚琴音。进到这般境界，读书之“消闲”便显得过于奢侈；读书之“求知”便显得太“隔”。此时，书与我成为浑然的一团：书即我，我即书；书便是生命，书便是生活。
“浸淫”于书的读书人，久而久之，自然亦必然地生出个人的读书情味。“有同嗜焉”的读书人，便自然而然地成了朋友——无关金钱，无关利益，心仪之，神往之。举一自身小例：上世纪90年代，《光明日报》副刊开了读书栏目，刘江滨兄与我一同撰稿支持。常读对方文章，便发现“有同嗜存焉”，便感到亲切和温暖，感到读书人其实并不孤单，也无须自哀。虽未谋面，神交已深。待一见面，情不自禁地就拥抱，然后就话语绵密，如经年老友，亲热得让旁人瞠目。
由此，文人之间，有一种因喜其文便喜其人，甚至讳言其瑕疵、忌他人指摘的现象在。这是一件没有办法的事。
至于普通人，在书香里浸淫久了，会有不凡的气质，会对世相有了“通透”的眼光，就少了偏执和戾气，就有了心平气和的生活态度。另外，好的书籍，都心存善意，对人进行真善美的引领，让人“学好”。久而久之，人们就有了健康的情趣、好的操守和善解人意的习惯——即便不愤世嫉俗，也能洁身自好，不入污流；即便不能激浊扬清，也能善待他人。况且还能增长辨别是非的能力，自然而然地抵制消极与阴暗，有了阳光的性情。如果人人如此，社会就和谐了。所以，苏格拉底说，知识就是道德。能够以书为伍的人，肯定是注重自我修养的人；能够以读书为重的社会，肯定会涵养出讲良知、讲同情、讲公平、讲正义的社会氛围。这就是提倡大众阅读的社会意义所在了。
如果一个人一辈子的经历可以写成一部书的话，千万人的一辈子是不是就可以写出千万部书？那么，通过阅读，我们把别人的人生经验都变成了自己的人生经验，我们是不是就把一辈子活成了千万辈子？所以，我们有理由说，生命的长度是靠一本书一本书地码出来的，生命的高度是靠一本书一本书地摞起来的，因为阅读让普通人的生命有了自我之外的“长度”和“高度”。这真是大美存焉、大善存焉！
（作者系北京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