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明华《植物先生》系列图书，我是看着它们从无到有、如同草木一般慢慢生长起来的。一次，我们聊起写作工具，大元（袁明华）说书中的几十万字都是他在手机上一字一句敲出来的。这个画面格外生动，也很“大元”。他向来如此，风风火火，却又极致认真。我常笑称，大元是“行动的巨人”，他的书房不在方寸斗室，而在千山万水之间。我想用“经验之甜”概括读这套书的感受。这个“甜”，并非甜腻，而是经过时光沉淀、脚步丈量后，蕴于文字之中的饱满、醇厚，甚至带着几分苦涩回甘的滋味。散文最忌“二手经验”：端坐书斋，翻检资料，拼凑出一篇四平八稳的文章，算不上真本事。真正的散文，贵在“一手经验”，要有现场的温度、泥土的气息，要有“我就在这里”的笃定与真切。大元的写作，正是对“一手经验”最生动的诠释。

经验之甜，甜在“自身在场”。读《植物先生》，最打动我的并非植物百科知识，而是那些近乎“危险”的亲历时刻。比如，他在金沙江边拍摄木棉花，明明有严重的恐高症，却为了一朵落花，战战兢兢走到悬崖边。最终照片拍下了，那朵一路珍藏的落花，却在他直起身的瞬间，飘入两江交汇处归于尘土。这般描写，若非亲身经历，绝难虚构。 又如在帕米尔高原塔莎古道，他追寻玄奘足迹。这不是寻常旅行，而是在时空交错中与古人对话，切身感受“天庭有绝色美景，天庭也是凶险的绝杀之地”的震撼。他将自身置于极端环境，以缺氧、寒冷与恐惧去丈量历史，文字因此厚重有力。从某种意义上说，作家应如医者，触摸时代与社会的脉搏。而大元触摸世界的方式，就是用脚行走。他走过120多个国家，从南极点到青藏高原，这种行走绝非浮光掠影的打卡，而是全身心的深度浸入——他是用自己的生命，去兑换笔下的文字。

经验之甜，甜在“记忆根须”。大元的文字之所以动人，还在于他有根。他的根在“李家桥”，在“螺蛳桥”，在那些已经消逝的江南乡村。看《立夏：岭上开遍映山红》，他写童年的映山红：“梦境里常常闪现春游归途中的某一个情景，小伙伴们蹦蹦跳跳下山去，人人手中挥舞着一支映山红，多多少少都摘一点。那一份永不消逝的野趣，串起儿时的天真无邪，青春的意气风发，以及老来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精神依托，在漫长的岁月里，演绎成一首不老的童歌。”这段文字，让我想起自己写《水边的修辞》时的那种心境。我们都曾经是乡村的孩子，那些草木、那些泥土、那些童年的游戏，是我们写作最深层的动力源。大元写植物，写到最后，写的还是人，还是那片回不去的故土。他写《父亲的甘蔗林》，那种对故乡变迁的痛心和对父辈劳作的敬意，都融进了“一根甘蔗”里。他说：“许多人说，我们没有故乡了。”但正是因为没有了，才要写，才要用文字把那个“李家桥”重新建立起来。这就是散文家的责任——用文字重建一个精神原乡。

经验之甜，甜在“时间的醇化”。大元对植物的认知，不是学科式的，而是生命式的。他写一朵花，往往要写它的前世今生，写它与人的关系，写它在历史长河中的位置。比如，他写武则天与牡丹，并不仅仅是讲一个传说，而是通过考证，还原了历史上武则天对牡丹的真实热爱，进而引出“焦骨牡丹”背后的文化意蕴。他写紫荆花，从儿时打架的记忆，一路写到闻一多，写到清华大学校花，写到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上的标志。这种写法，打通了个人记忆与公共历史的壁垒，让一朵花变得厚重起来。

经验之甜，甜在“情感的纯度”。大元是个情感浓烈的人，他的文字里藏不住东西。他写外孙女“小蛋白”，写妻子“月光”，写那些在川西、青海资助的孩子们，那种疼爱、牵挂和不舍，全都赤裸裸地摊在纸上。在《清明：梨花的灵氛之境》里，他写丹巴的孩子们送别时的情景：“拥忠斯姆低着头，只是流泪，送了一程又一程，抓着我的手始终不肯放。总算劝回去了，又哭着追回来。同去的姐妹不知该怎么办，勤索性蹲路边呜呜大哭起来：那我们就回去再住一晚吧！那一刻谁都心软了。”这种细节，如果不是真情实感，是写不出来的。写作不是作秀，而是用生命影响生命。他把这份情感带进了文字里，让植物写作有了温度，有了人心。

我始终倡导，写散文应从做学问开始。好的散文，应当是一座扎实的“博物馆”——它坚实厚重、内涵丰盈，既收藏时光，也展示时光。《植物先生》系列，正是这样一座关于植物的文字博物馆。在他的笔下，每一朵花、每一片叶，都被安放在时间的展柜之中，让我们看清草木的来龙去脉，读懂它们与人间的绵长牵绊。大元的写作，为当代散文创作提供了一种可贵的可能：散文可以走出书斋，用身体去触碰世界；可以袒露内心最柔软的部分，将故乡背在身上走遍天涯。植物无言，而“植物先生”替它们发声。他说得那么真挚、那么深情、那么有力量。愿我们永远保有对世界的直接经验，让这份“经验之甜”，成为我们文字最坚实的底色与根基。

（作者系中国作协散文委员会委员、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浙江省散文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