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到孙正聿先生时,我刚刚读完他的《哲学的目光》一书。当他从吉林大学匡亚明楼的走廊深处迎面走来时,在我的眼中,步子和缓、目光深沉的他,便恰如一卷行走的书籍。
我心中暗想:果然,先生之大,不在形容,而在气象。
步入孙正聿先生的办公室,四壁皆书。黑格尔的《小逻辑》就放在桌角,黑色封皮的一角稍有磨损,书页间夹着各色纸条,页边是密密麻麻的批注。《小逻辑》的右侧,平放着一篇文章《像先生那样生活》——这是他为恩师高清海逝世二十周年所写的。纸页静默,思念有声。
在谈起他的老师高清海时,我问他,一个为人师表的人,怎样做才是真正的不辱师名?
他沉思片刻,总结有三:做大写的人,做大学问,做大先生。
我想,这不仅是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是他对老师高清海的敬佩,更是自己一生的志业追求。
孙正聿用“伟岸”一词开启了对老师高清海的追忆。
那是1978年3月,孙正聿刚刚考入吉林大学哲学系。北国春寒,枝丫未萌,西风里还夹带着一丝凛冽。高清海先生一身黑衣,正于文科楼前跑步。他身高一米八有余,步伐沉缓,目光如炬,不怒自威,让孙正聿第一次感受到什么叫“伟岸的身躯”。
让孙正聿深切体会到“伟岸”一词的精神分量,还是在后来的接触当中。
孙正聿本科毕业时,高清海先生正在撰写《哲学的憧憬》一书,原本决定让孙正聿做他的助手。可仅仅过了一天,高清海先生就主动找到孙正聿,坦诚说道:“正聿啊,我反复想了,你还是别做我的助手了。你在班级里年龄偏大,跟着我做助手,会耽误你开展独立研究。你留校当教师,才能更好地发挥自己的学术潜力。”在高清海先生的心里,他宁可自己多承担撰写工作,也不愿影响学生的长远发展。
在高清海先生生命的后期,病榻上的他苍老、衰弱、无力,甚至难以对抗身体的疼痛,但他始终一声不吭,依然艰难地发表了他一生中最后的一篇论文——《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需要有自己的哲学理论》,呼吁哲学家们要创建属于我们自己的当代中国哲学。他说:“一个社会和民族要站起来……首先要从思想上站立起来,一个在思想上不能站立的民族,哪怕它黄金遍地,也不可能真正成为主宰自己命运的主人。”
2004年,高清海先生与世长辞。这篇论文成为他临终的思想嘱托。在送别先生的日子里,孙正聿在《用什么告慰先生》一文的结尾处写道:“为中华民族的未来而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哲学,也许是对先生在天之灵的最好告慰。先生在看着我们。”
近些年,孙正聿的一系列哲学讲座视频在网上很受年轻人欢迎。常有网友在评论区问:做学问有没有“捷径”或是“秘诀”?孙正聿的回答只有两个字——“笨想”。
“笨想”是高清海先生的治学方法,也是中国当代哲学“吉大学派”别具特色的学术风气。高清海先生就是用“笨想”的方法,一生做着立意高远的“大学问”。为了创建属于中华民族自己的哲学理论,他写出了史论结合的《哲学的憧憬》、独树一帜的《哲学与主体自我意识》等一系列著述,对我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哲学研究产生重要影响,为新世纪的哲学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源。孙正聿则继承“笨想”之法,写出了《哲学通论》。这本书既是孙正聿本人也是“吉大学派”最具代表性的哲学著作之一,影响了一代代哲学学人。
什么叫“笨想”呢?
孙正聿说,所谓“笨想”,就是不投机取巧,不耍小聪明,抛开一切文本,悬置一切成说,面向事情的本身思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不知不觉,我和孙正聿先生已经交谈了足足两个小时。他点燃一支烟,烟雾袅袅中,墙上石英钟的滴答声更加清晰。那声音像一把钥匙,忽然打开了一条时光隧道。我仿佛看见,许多年前的那个青年孙正聿,又一次坐在书桌前,铺开一张崭新的A4纸。周遭的一架架、一排排、一册册书,渐渐退为模糊的背景。只能听见笔尖沙沙作响——数十年苦读所积攒的文献,“笨想”所淬炼的思想,正从他笔端自然而然地流淌出来。某一瞬间,烟雾那端伏案的身影仿佛不再是他,而是他常常追忆的高清海先生。两人身影叠合,不分彼此,皆以最扎实的“笨想”之道为人为学,俯首耕耘,静默前行,追求着、攀登着他们心中永无止境的“大学问”。
高清海先生曾在自己执教五十周年的纪念会上感言,自己一生有两大幸事:“一是遇到了好的老师,二是遇到了好的学生。”这话平实,却道出了学术传承中最深的缘分与慰藉。先生当年之言,如种子般落入时间的土壤。许多年后的今天,孙正聿回望来路,也发出同样的感慨。
何为“大先生”?如何做先生一样的“大先生”?
孙正聿正是先生之所以为“大先生”的见证者。
读大二时,高清海先生为学生们讲《西方哲学史》。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哲学史应该是死记硬背的知识性的东西,高清海先生却手绘了一张地图。他边画图,边告诉学生们希腊独特的地理位置,是如何造就了一个又一个哲学家的。为什么那些哲学家会提出来说世界的本源是水,是空气,是无限物?那一堂所有人都以为会枯燥乏味的《西方哲学史》竟一下子抓住了孙正聿,也为很多学生打开了热爱哲学的大门。
读大三时,孙正聿拿着自己的哲学习作《试论黑格尔〈逻辑学〉的开端概念》给高清海老师看。没想到,高老师竟在这篇学习心得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批注。在他认同之处,还画上了重重的波浪线,批注“有思想”“有见地”;在他不以为然之处,则画上了重重的横线,写下“再想一想,是否如此”。
1986年,孙正聿考上了高清海先生的博士研究生。高老师一再强调:“我也没读过博士学位,我更没有指导过博士研究生,所以,我就和你们一起学吧。”那时候,连同孙正聿在内的几位“老学生”每周都要去高老师家。“老学生”轮流发言,高老师拿着笔记本认真地记,然后再向他们提问。几位“老学生”更是相互追问,相互诘难。他们的博士论文选题,就是在这种交流中形成的。
多年以后,孙正聿同样现场手绘地图,将原本枯燥乏味的《哲学通史》课讲得趣味横生。上百名学子拎着小马扎早早地挤在礼堂里,成千上万哲学爱好者则坐在手机前等待线上直播。
即将80岁的孙正聿先生,如今仍然每天早早地来到办公室,每天坚持写作六个半小时。每天晚上散步时,他依然会走到匡亚明楼下,望着四楼的那些窗子,数一数,有多少个窗户里还亮着灯……他像一个不吝心力的农夫一样,在注视着、祝福着他亲手栽培的小苗。不知不觉间他也长成了他的老师——一个真正的“大先生”。
时间过得真快。与孙正聿先生的这场谈话,已经过去了许久。此刻,我坐在电脑前,心里仍激荡着一种向上、向前的动力。我想,这就是“大先生”的力量吧。他可以让一个普通人,愿意以其为榜样,愿意为成为拥有那样境界的人而不断规范、修炼自己,扎实地走好人生的每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