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柳青举家从北京迁往陕西长安县（今西安市长安区），融入中国农村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之中，成为第一个长期落户农村、扎根生活的当代作家。在长达14年“参与生活”的基础上，他陆续创作了《在旷野里》《狠透铁》《创业史》等著名作品，奠定了其在中国当代小说史上的重要位置。与此同时，他也形成了自己一些独特的理论判断，如我们熟悉的“文学是愚人的事业”“六十年是一个单元”“作家的三个学校（生活的、政治的、艺术的学校）”等理论主张，但其重要的“对象化”理论却被我们长期忽视了。如今看来，这一理论对于作家的创作和理论研究，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和借鉴价值。
作家必须熟悉和懂得自己的描写对象
在柳青看来，“对象化”的首要问题，是“作家必须熟悉和懂得自己的描写对象”。这实际上也是一切写作的基础。只有充分了解、熟悉、把握写作对象，才能够精准、透彻、深刻地表达出写作对象的本质。“对象化”的程度，决定着作品的质地和成败。柳青之所以决然地到长安县落户，与他此前写作“对象化”的程度不高而导致作品的失败有着很大的关系。写作《铜墙铁壁》时，他对群众组织运粮、支援前线等情况不熟悉，多靠想象，因而这部长篇没有生活气息，没有饱满的人物，没有生动的细节，基本上是失败的。1972年，他对女儿刘可风说：“写《铜墙铁壁》的时候，我就想用写《创业史》的手法，虽然尽心竭力，就是达不到，得到的教训是：没有扎实的生活功底，就没创作的基础。因为小说虽然是作者编出来的故事，这是说的情节可以编，也需要编，但任何艺术家无法凭想象，编造细节，细节必须是真实的，它唯一的来源就是生活实践。”他仔细研究了一些经典作品，发现无论是现实主义的还是现代主义的，细节无不生动饱满，因而才产生了莫之能御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他还发现这些隽永的细节并不是作者挖空心思坐在书斋里编排想象出来的，而是建立在丰厚的生活积累基础之上。一些作品，干脆就是写自己的经历，因而产生了真实的力量和打动人心的效果。要写出好作品，必须高度“对象化”。因此，他决心下到农村，跟自己的写作对象长期生活在一起。
苏联之行促使柳青立即付诸行动。1951年10月至12月，柳青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苏联，参观了他最向往的地方——雅斯纳雅·波良纳——托尔斯泰故居，仔细了解了托尔斯泰的生活方式和写作方式。托尔斯泰19岁时不满喀山大学的教育，辍学回到雅斯纳雅·波良纳，为自己确定了一个生活目标——“改善雅斯纳雅·波良纳农民的生活”。柳青非常认同托翁的这一生活目标和写作方式，并被托翁1855年3月18日的日记深深震动——“要做一个随时向精神目标前进的人，根据‘凡追求精神目标的行为都是良好行为’这个原则来考虑自己的一切行为”。他说：“我参观雅斯纳雅·波良纳的托尔斯泰故居，深深地被这个老人的言行一致的生活态度所感动。”托翁厌弃雅斯纳雅·波良纳“有毒的”生活，厌弃“无理性的奢侈”而出走。柳青觉得“奢侈和工作是水火不相容的。奢侈的要求在人的脑子里挤掉工作的要求。贪图物质享受使人脱离工作、脱离集体”。自己要像托翁一样，“做一个随时向精神目标前进的人”，深入生活，到群众中去。对托翁到生活中去，每天都动笔写点东西的做法，柳青也高度认可。到了晚年，他还遗憾地叹息，自己“没能像托翁那样天天动笔，写点东西”。从苏联回到北京后，柳青决定立即回到陕西，后来因《铜墙铁壁》电影剧本改编和上级要求参加上海“五反”运动的耽搁，他于1952年5月底回到了长安县。他是长期落户，因而最反感别人说他是“体验生活”。他说他是“亲自参加生活的”。在他看来，蜻蜓点水地去体验生活，只是按照政策或者典型化的要求来搜寻写作的素材，所了解的东西也基本上是生活的表象，根本无法抵达生活的腹地，了解事物的本质，这样写出来的东西不但轻飘飘，而且毫无生气，也没有生命力。只有深入生活并长期与写作对象生活在一起，才能了解生活的方方面面，了解笔下人物的所思所想、喜怒哀乐，才能走入他们的精神世界。这样塑造出的人物，才是鲜活的、真实的，表现的生活，才是丰满而具有生气的。他认为，长期与表现对象生活在一起，全面透彻了解生活的复杂面相，是写作的前提和基础，是“对象化”的基石。
作家要在生活中丰富、发展并校正自己的艺术感觉和艺术思维
“对象化”的第二个关键问题，就是作家要在生活中丰富、发展并校正自己的艺术感觉和艺术思维。
在柳青看来，作家在生活实践中，一方面纠正了之前想象和认识中的偏颇，使得作品更富有生活气息，人物更富有生命力，情节更符合逻辑；另一方面，扎实的生活基础，丰厚的生活积累，强化了作家的虚构能力，使得虚构出来的东西更实在，更有艺术力量。他的创作，就是沿着这样的路径展开的。
到长安县不久，为了消除与群众的距离，柳青就脱掉了西装，换上了一身农民的衣服，并剃了光头。置身于农村集市，他比农民更像农民——戴着瓜皮帽，穿着中式对襟褂子，拎着筐笼，里面放着酱油瓶、醋瓶，眼镜也不戴，放在兜里，皮肤棕红，跟滈河两岸风吹日晒的农民完全一样。皇甫村附近的几个集市，他都很熟悉。尤其是王曲镇，距离他的住所只有五里地。每逢集市，他有空必去，而且都是步行。路上他与赶集的农民无话不谈，拉家常，聊村史，谈村里刚发生的事，谝谁家夫妻吵架、婆媳不和，全面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和所思所想。集市上数他最忙，别人挤着买东西，他见人群也往里面挤，挤到跟前，看上半天，什么也不买。再挤出来，挤到其他摊点去。他挤到烟酒门市店关心大家买什么，价格怎么样，到粮食市上观察卖粮买粮农民的神情，到牲口市上欣赏牙家的能言善辩……正因如此，柳青笔下的人物生动逼真，细节入情入理，我们读起来觉得就跟现实生活中真正发生过的事情一样，找不到纰漏，有一种火辣辣的真实感。
作家要写出人物的感觉，把自己变成作品中的人物
“对象化”的第三个关键，是写出人物的感觉。在柳青看来：“作者在作任何艺术描写的时候，都不能采取旁观的第三者的态度，首先要把自己变成作品中的人物，即通过书中某一个人物的角度来表现所描写的一切。这种描写，不是消极被动地反映，而是积极能动地反映，作家总是按照一定的凭着人化了的客观事物产生的审美意识和审美原则，加工着改造着自己的描写对象。”也就是说，作者在刻画每个人物时，要将自己当成这个人物，用这个人物的心理观察一切，写出环境、气氛、情绪和心理活动，把读者带入人物，带入情节，情节发展、人物心理和周围环境自然而然地融合在一起。如《创业史》第十五章，梁生宝和徐改霞的爱情出现了“危机”，梁生宝觉得徐改霞心气高、不本分，想进城当工人，看不起自己这个没有文化的泥腿子，但他还是喜欢她的，心里放不下。作者用了大量的篇幅，细致刻画了梁生宝的心理活动，读者也跟他一样内心纠结。那么徐改霞呢，作者站在她的角度，写一个少女对爱情的渴望和羞涩。她猜想能够在赶集的路上碰见梁生宝，精心打扮了自己。她也不知道自己进城当工人的想法对不对，想让梁生宝给她拿主意，心里充满期盼，不知道她心爱的人儿会怎么给她说，遇到心爱的人，心里一下子乱了……柳青从人物出发，写出了人物的心理、感觉和行动，情节顺着发展，我们就像进入了生活的本身，小说人物和读者完全融合在一起，我们完全感受不到作者，急切地想知道人物的命运和小说情节的发展。作者跳出来，以一段托尔斯泰式的精彩议论，深化了主题，更攫住了读者——“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笔直的，没有岔道的。有些岔道口，譬如政治上的岔道口，事业上的岔道口，个人生活上的岔道口，你走错一步，可以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也可以影响一生。”柳青以主人公为中心，以他们的性格发展和与其对立的人物的性格冲突为经线，将所触及到的日常生活所展现的各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各种情感的变化为纬线，把人物的心理感受、内心独白和作者的叙述糅合在一起，将纷繁复杂的生活事件融汇成一个整体，如同浑然的大河奔涌。作品极富生活的厚度、现实的广度和心理的深度，因而产生了迷人的艺术魅力。
作家如果没有在生活中熟悉笔下的人物，他“就不可能在艺术创造中对象化”，创造出的形象肯定是干瘪的，表现的生活肯定是浮泛的。《在旷野里》的朱明山、梁斌，《狠透铁》中的监察委员“狠透铁”与副队长王以信，《创业史》中的梁三老汉、王二直杠、“蛤蟆滩”三大能人，之所以在今天还熠熠生辉，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正是因为柳青“把自己变成作品中的人物”，写出了人物的感觉。
谈到托尔斯泰，他不仅影响了柳青的生活方式和写作方式，其语言艺术也对柳青产生了巨大影响。在融入生活“对象化”的过程中，柳青不断揣摩托尔斯泰的语言风格。他认为，《战争与和平》标志着托尔斯泰语言艺术的新高度：句子成分清晰，结构完整，表达准确，而且不罗列静止的形容词，而是通过生动形象的比喻以及极具动感的文字来描写和叙述，因而读起来没有呆板枯燥的感觉。这样的语言艺术，是托翁极其熟悉生活和“对象化”的结果（柳青有较高的英文水平，他研读过英文版的《战争与和平》。《创业史》英文版经过他校订并亲自确定Builders of A New Life的书名）。《在旷野里》《创业史》将叙述、议论与心理刻画相互交汇，严谨细致而不失疏朗恢宏，朴素深沉而不乏幽默明朗，遒劲舒畅兼具简约含蓄，并将生动的关中方言融于其中，极富感情色彩和艺术表现力。这既源于托尔斯泰的影响，也源于柳青孜孜不疲的探索。
柳青认为，作家有很多种，“一种是自己直接观察生活得出结论后进行创作，这就是一般所说的有独创性的作家，也就是说真正够得上作家的那种人，这样的人在任何时代都是少数几个，有时候一个也没有，因为那个时代不允许有独创性”，“大多数情况是作家并不直接观察生活，或者虽然直接观察生活，并不能得出自己的结论。他们到生活中去，并不是为了观察，而是为了寻找形象，以便表现别人已经得出的结论”。无疑，柳青是“直接观察生活”并有一定独创性的作家，他躬身实践自己的“对象化”理论，所创造的农民群像和形成的艺术魅力，对之后刘绍棠、浩然、路遥、陈忠实等人的小说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果没有柳青，中国当代小说的农村书写完全会是另外一幅景象。
（作者系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