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的版图上，柳青的作品以其深沉的人民立场、坚实的生活根基和宏阔的史诗书写，成为新中国文学不可绕过的精神坐标。陈忠实在陕西省柳青文学研究会成立时曾评价柳青，“柳青在农村题材这个领域里创造了一个高峰，艺术的高峰，思想的高峰”。这一评价准确地揭示了柳青之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独特位置。他以《创业史》进入“十七年文学”“三红一创”的经典序列，使农村题材长篇小说获得了思想深度、历史容量和艺术完成度的高度统一。他说“研究这个作家，不仅仅是对柳青研究有意义，也不仅仅是对陕西今天和未来的文学发展有意义，而且对中国当代文学发展有很重大的意义”。
今年是人民作家柳青诞辰110周年。我们深切缅怀柳青，重读柳青的文学作品，不只是对一代文学大家及其文学史地位的深情回望，更是面对新时代文艺发展现实，对发挥人民主人翁精神的人民文艺传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道路以及新大众文艺高质量发展方向的重新体认。柳青留给我们的，不仅是经得起浩瀚的历史长河检验的文学经典硕果，更是一种把自己交给人民、把文学扎根生活、把艺术锤炼到时代深处的创作精神。新技术、新媒介、新平台所带来的文艺生产方式变革，要求我们必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柳青创作精神，坚持把人民鲜活的生活实践作为文艺创作的根基，把新时代的山乡巨变作为把握时代脉搏的重要现场，把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作为新大众文艺蓬勃生长的深厚土壤，发现新的文学经验和审美可能，从而推动新大众文艺在守正创新中不断攀登新的高峰，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式审美表达，建构彰显中华文化主体性和新时代精神的中国审美范式。
在生活、政治和艺术的三所学校里淬炼自我
柳青，原名刘蕴华，小名成福，字东园，1916年7月2日生于陕西省吴堡县张家山寺沟村一户富裕农民家里。1935年，刘蕴华首次以“柳青”为笔名，在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中学生文艺季刊》秋季号发表散文《待车》。1938年5月，他进陕甘宁边区党委组织部时，带的介绍信上写的名字是“刘蕴华”。从组织部出来，再带的介绍信已经改名“柳青”，从此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发表文章，他都沿用这个名字。柳青一生坚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以近乎苦行般的创作态度和无畏求真的艺术勇气，记录新旧交替时代中国农村社会的深刻变革，书写人民群众在历史转折中的生活命运与精神成长。1978年6月13日，他的病情突然恶化，最终走完了艰辛而壮阔的文学人生。他生前把自己交给人民，身后也愿把生命最后的余温留在人民中间。遵照他的遗愿，柳青的骨灰一部分安放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一部分安葬在皇甫村神禾原上。一半归于共和国的历史记忆，一半归于他魂牵梦萦的黄土地。这位一生扎根土地、贴近群众的作家，在生命终止之后，仍以另一种方式守望着他曾深情书写的人民和大地。
柳青曾多次提到，作家要在生活的学校、政治的学校、艺术的学校中学习。这“三所学校”，可以说是理解柳青文学道路的一把钥匙。他说“生活是创作的基础”，“要想写作，就先生活。要想塑造英雄人物，就先塑造自己”。生活的学校，使他真正走进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和内心世界，深入了解人民的生命经验和喜怒哀乐。他虚心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政治的学校，使柳青能够在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中把握时代变革的方向，理解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主体力量。正因为有这样的历史眼光和时代意识，他才能把农民群众的柴米油盐、家庭纠葛、生产劳动和思想变化等日常经验，同新中国农村社会的深刻变革联系起来，使普通人的生活获得更开阔的历史意义。艺术的学校，则使柳青不断思考如何把生活经验和时代命题转化为真正有血肉、有筋骨、有温度的文学形象和文艺精品。他始终以严肃而艰苦的艺术态度对待创作，把对生活的深入理解、对时代的深切把握，凝聚为梁生宝、梁三老汉等具有持久生命力的人物形象，凝聚为《创业史》这样具有历史容量和审美重量的现实主义经典。正是在生活的学校、政治的学校和艺术的学校中，柳青不断塑造自己，也不断锻造自己的文学。他把个人创作融入人民生活和时代进程之中，在扎根具体的生活中获得现实主义的根基，在把握时代脉动中形成宽阔的历史胸襟，在艺术锤炼中抵达文学高峰。也正因此，柳青不仅完成了自己的现实主义道路，也为中国当代文学留下了一份沉甸甸的经典遗产和精神财富。
刘可风在《柳青传》第九章第一节“书稿余烬”中细致回忆了她的父亲创作《在旷野里》时的复杂情绪和矛盾心理。无论日常事务多忙，柳青写作的欲望都是强烈的。来长安县后柳青酝酿了一个新的主题，写一部反映农民出身的老干部在新形势下面临新问题、新心理和新表现的作品。1953年在长安县委工作期间，柳青已经基本完成了这部约九万七千字小说的初稿。经过整理和抄写的最后一稿，甚至已经用棉线装订成册。按通常意义看，半年多心血凝结成一部长篇，似乎已可视为阶段性收获，然而，对于柳青来说，作品完成并不等于艺术完成。“他既不轻松，也不愉快，因为，与自己要达到的艺术效果相距甚远。他认为，这部作品与《铜墙铁壁》水平相仿，没有太大提高——对每一部新作品，他的自我要求是：‘不能停留在艺术创作的老路上，要提高，一定要达到一个新水平。’”这部作品搁笔前后，省委宣传部派来干部，了解柳青的写作情况，并催促他尽快将小说发表出去。对于专业作家来说，两三年没有发表新作是令人苦闷的事，但若要拿自己不满意的作品去应付交差，他是坚决不允许的！后来这个细节成了田波导演的电影《柳青》中著名场景“烧书稿”的灵感来源：柳青蹲在常宁宫的院子里点燃厚厚的书稿，马葳焦急地冲出来，从他手里夺过手稿，并质问他为何不发表就要烧了这些书稿，而柳青则微笑地看着马葳说：“我要和过去的写作告个别！”
正是在这种不肯将就、不愿自我重复的创作态度中，柳青开始反复思索：怎样才能写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也无愧于自己艺术良知的优秀作品？他逐渐意识到，只把名家名篇之中感人肺腑的段落背诵得滚瓜烂熟是不够的，作家如果只是站在生活的边缘记录现象，便难以抵达人物内心；若是只按照既有创作方法组织情节，也难以写出新的历史经验；只是凭借正确的主题和熟悉的叙事方式，更无法创造出真正具有思想高度和艺术生命的文学形象。他不禁感慨道：“写小说真像一根扁担，一头挑的生活，一头挑的技巧。”这种反思，促使柳青对自己的创作道路作出更深层的调整。他开始更加明确地认识到，写农村、写农民、写新中国基层社会的变革，不能停留在外部观察和材料积累上，而必须进入农村生活的内部结构，了解人民的言行特点、思维方式、心理活动乃至家庭关系和利益纠葛。作家不仅要知道人民在做什么，更要理解人民为什么这样想、这样说、这样行动。作家不仅要看到国家政策和党的指导方针如何改变农村，还要写出这种改变如何影响了普通个人的命运、伦理秩序和精神世界。这也正是柳青后来走向皇甫村、走向《创业史》的内在原因。他没有把《在旷野里》的未竟创作简单看作一次受挫，而是把它转化为重新出发的契机。
不断向生活深处和艺术高处攀登
柳青的文学高峰，并不是一朝一夕便成功抵达的，也不是凭借题材优势自然生成的。从《种谷记》《铜墙铁壁》到《狠透铁》，再到《创业史》，柳青的创作道路清楚地呈现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不断深入生活、不断否定自我、不断提高艺术标准的艰难过程。他并不满足于已有作品带来的声誉，也不愿在既有经验中重复自己，而是始终以一种近乎严苛的艺术匠心要求自己。早期的《种谷记》已经表现出柳青对农村互助合作和农民精神变化的关注。该作1947年由光华书店出版，后又有不同版本重版。它虽然还带有柳青早期创作的探索痕迹，但已经把柳青后来一再深入的问题呈现出来：分散的农民如何在新的社会关系中被组织起来，劳动方式的改变又如何引起思想观念和人际关系的变化。柳青并不是把互助合作单纯当作一个政策事件来写，而是在互助合作的基层实践中看到了新生活生成的文学可能，同时也看到了中国农村社会由旧向新转变的内在动因。
《铜墙铁壁》中，柳青则把笔触转向人民战争与群众力量，其现实主义视野进一步拓展。该小说于1951年3月完稿，同年9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在创作之前，柳青曾深入米脂等地走访，获得大量第一手材料，为作品积淀了坚实的生活基础和素材。作品写解放战争时期陕北人民支前保粮的斗争，所表现的已经不只是某个村庄内部的生产生活，而是人民群众与革命战争、群众行动与历史胜利之间的关系。与《种谷记》相比，《铜墙铁壁》的历史场面更开阔，人物行动与时代进程之间的联系也更紧密。战争胜利的背后，不只是军事斗争和英雄人物，也有普通群众的支前、保粮以及隐忍牺牲。这部作品使柳青进一步认识到，宏大的历史叙事不能脱离人民群众的日常行动，人民并不是历史叙事中的背景，而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主体力量。柳青试图回答：革命战争为什么能够获得深厚的群众基础，人民群众怎样以自己的劳动、勇气和牺牲支撑历史进程。但也正是在《铜墙铁壁》之后，柳青更清醒地意识到，仅有材料的真实、事件的重大和主题的正确，并不足以支撑一部长篇小说真正达到思想和艺术的新高度。现实主义要抵达艺术高峰，必须进一步进入人物内心和社会关系的深处。
《狠透铁》则显示了柳青在现实主义道路上继续面对现实、修正认识的勇气。作品原名《咬透铁锹》，柳青于1958年3月12日在皇甫村完成，发表于同年4月号《延河》。此后他又在1959年5月至9月间进行了重大修改，1959年11月由东风文艺出版社出版。柳青晚年曾说，他对农业合作化的看法基本反映在这篇小说中。《狠透铁》的价值，正在于它写的是农业合作化进程已经展开之后的现实。也就是说，柳青面对的已经不是农民“要不要组织起来”的初始问题，而是农民被组织起来以后，新的生产关系、新的管理方式、新的干部结构和新的群众心理如何真正运转的问题。柳青的现实主义精神，正在于他敢于面对生活内部的不平衡、不充分和不顺畅，敢于在时代前进的过程中写出生活的复杂性和多元性。
真正标志柳青抵达现实主义高峰的，当然是《创业史》。这部作品最初曾以《稻地风波》之名自1959年4月起在《延河》连载。中国青年出版社原本希望当年出版第一部，以配合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出版安排。但柳青为了进一步打磨作品，最终将单行本出版推迟到1960年5月。这一细节再次验证了柳青一以贯之的艺术态度：要想创造出真正的经典，必须经过生活经验的沉淀、思想意识的淬炼和语言结构的反复锻造。从《种谷记》到《创业史》，在柳青的创作道路中，它们构成了一条层层递进的艺术脉络。如果说《种谷记》写的是新生活的萌芽，《铜墙铁壁》写的是人民群众在革命战争中的历史力量，《狠透铁》写的是合作化进程中的现实矛盾，那么《创业史》则是在更高层次上把这些创作经验综合起来，并实现了艺术上的集中提升。《创业史》不再只是写某一个事件、某一次运动或某一类问题，而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不断拓展生活深度、思想深度和艺术深度的过程。《创业史》试图通过蛤蟆滩这个具体的乡村社会，在普通农民的命运变迁中书写新中国农村社会的整体转型。柳青把生产关系的改变、家庭伦理的冲突、乡村利益格局的调整、干部群众关系的形成、青年一代主体意识的成长，以及农民精神世界的震荡与转折，都纳入长篇小说的结构之中。正因如此，《创业史》的分量远远超出一般农村题材小说。梁生宝是新社会、新生产关系和新精神力量在农村基层生长起来的代表，梁三老汉是旧生活经验、小农心理和家庭伦理在历史转型中的复杂体现，郭世富、郭振山、徐改霞等人物，则分别从不同侧面呈现出乡村社会中社会利益、家庭权力、情感结构、思想观念和生活道路的分化。
正是这种不肯停留、不愿将就、不断向生活深处和艺术高处攀登的精神，使柳青最终以《创业史》铸就了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的一座高峰。高峰之铸就，依靠的是长期积累中的精雕细琢，是对人物心理和行为举止的反复揣摩，对行文结构和语言的反复锤炼。这种不愿重复旧有风格的清醒，使他能够从未竟之作《在旷野里》中发现问题，并把这种问题转化为后来创作《创业史》的艺术准备。他对《狠透铁》的重写，同样体现了这种创作态度。面对现实生活中新的问题和矛盾，柳青并没有满足于第一次表达，而是不断修改、不断调整，使作品更接近他对合作化现实的深层理解。重写也是作家认识现实和重塑艺术形式的过程，通过反复修改，作家试图使作品摆脱表面化、简单化和概念化的问题，使现实矛盾能够在人物和生活中自然显现出来，从而增强作品深厚的历史感、深刻的人民性和鲜活的小说艺术性。
从人民生活深处走向新大众文艺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述柳青故事，并对“深入生活，扎根基层，为人民创作”的柳青精神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2014年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回忆起在1982年赴河北正定县工作前夕，王愿坚嘱咐他“要像柳青那样，深入到农民群众中去，同农民群众打成一片”。柳青不仅是三秦大地哺育出的文学巨匠，更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的文学典范。1952年柳青曾任陕西长安县县委副书记，后又辞去县委副书记职务、保留委员职务。正是因为柳青深入陕西关中农民生活，熟知乡亲们的喜怒哀乐，扎根皇甫村十四年，才能以精益求精、十年磨一剑的工匠精神创作出《创业史》。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陕西时鼓励文化工作者要“像当年柳青、杜鹏程那样，走进人民、了解人民、讴歌人民，创作出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引用柳青的原话，指出“一个写作者，当他完全摆脱模仿的时候，他才开始成为真正的作家”，“每一个时代的文学，都有新的写法”，并强调文艺工作者要“坚持守正创新，用跟上时代的精品力作开拓文艺新境界”。
2018年初，柳青的大女儿刘可风将柳青写于1953年的长篇小说佚作手稿交给我。在初步阅读后，我发现这部作品既保存了特定年代的历史经验和时代气息，也呈现了柳青现实主义创作意识逐步成熟的过程，并向刘可风表达了肯定的意见。这部小说既具有理解新中国初期基层生活和农村工作的历史价值，也具有观照当下现实、启发新时代文艺创作的现实意义，更为研究柳青创作谱系和艺术追求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文学遗存。2019年7月11日，刘可风来信向我表明出版这部长篇佚作是她父亲柳青的心愿和遗嘱，同时也是她多年来始终难以忘怀、念兹在兹的一桩心事。因种种缘故，这部小说的出版计划一度搁置。直至2024年，在柳青故去46年后，他生前未能出版的这部小说被冠以《在旷野里》之名，先在《人民文学》杂志2024年第一期刊载，后由曾经出版了《创业史》的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并在同年12月，荣获中宣部第十七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
1953年写《在旷野里》的柳青，时年37岁。他在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地雷》和《种谷记》《铜墙铁壁》两部长篇小说之后，已经成长蜕变为具有深邃的思想品格和相对成熟的艺术创作经验的作家，他将通达透彻的现实观察、独树一帜的艺术个性和直面问题的责任意识，融于性格鲜明的人物群像刻画之中，以陕西关中渭河两岸主要是南岸的一个县为背景，描写了新中国诞生以后，历经革命战火和地下工作的一批新老干部带领人民群众“在旷野里”开展农村工作和新生活，以及在“渡口边”解决来自家庭关系、个人生活和社会矛盾的一系列新问题的奋斗史。虽然这部小说是未竟之作，却集中体现了柳青现实主义创作的基本取向，作品将个人命运放置在广阔的时代背景和社会视野中加以关照。小说中已经出场的17个人物和尚未出场的5个虚写人物，共同构成了层次丰富的人物谱系，显露出柳青试图从县域基层生活、农村社会变动，以及新老干部从革命斗争转入和平建设后所遭遇的工作方式、家庭关系和个人生活问题中把握时代矛盾的艺术努力，也预示了他后来在《创业史》中进一步深化的现实关切、开阔的历史胸襟和从普通农民的命运变迁中书写新中国农村整体转型的社会总体性追求。
2024年12月6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暨弘扬柳青创作精神、促进新时代新大众文艺创作研讨会”在西安召开，与会专家和学者围绕柳青创作精神和新大众文艺的关系展开细致的研讨。近年来，“新大众文艺”作为新时代文学批评和文艺研究的新概念，被人们广泛地接受，并迅速成为理论阐释和创作实践的前沿和热点。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在柳青的时代，人民大众作为生活的创造者和历史的承担者，进入了作家的视野和书写之中。在新媒介条件和数字技术飞速跃进、文化生态急剧变化的今天，人民大众更广泛、更主动、更直接地进入文艺生产、传播和接受的过程，真正成为文艺的主人。更多元的文学性表达和更融合的文本创造形态，已经成为文艺批评和研究的新对象。这种变化一方面为中国当代文学注入了前所未有的创造活力，另一方面也提出了更为深刻的时代命题：在技术赋能、媒介融合和大众参与日益深入的文艺生态中，创作者要保持对人民生活的深切体察和对艺术品质的自觉追求，创造出思想深刻、清新质朴、刚健有力的优秀作品；同时有效防止文艺生产被算法逻辑、“流量至上”原则和消费趣味所裹挟，从而真正做到以有血肉、有筋骨、有温度的文艺表达，涵养人民大众的价值观念、审美趣味和精神世界。
（作者系陕西省柳青文学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