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一丹
在中国当代文学版图中，新疆始终是一片特殊的文化空间。它既是地理意义上的边疆，也是文学叙事中反复出现的远方；它既关乎民族传统、草原文明，也映照着现代化建设和城市新生。然而，它也是日常的生活空间，是能够被书写为“身边”的日常，让人感受到家园的温度与生活的细碎。更重要的是，新疆文学并非单一的“地域文学”，并非单一民族、单一声音的产物，而是一种多声部的共同体书写。艾青、王蒙、红柯、刘亮程、沈苇、李娟，以及一批民族作家们，共同构成了一个横跨民族、体裁和历史阶段的文学合唱——不同语言、传统与经验在这里相遇，汇成可共享的公共叙事。透过这些作品，我们能够看到：新疆不仅被写作成一片风景，更被想象和确认为一个不断生成、可共享的共同体。
作为远方的新疆
王蒙的新疆岁月，是中国当代文学中“远方书写”的起点之一。1963年，他下放到伊犁，在那里度过了十余年。这段生活影响了他的写作气质。他坦言：“新疆扩大了我的视野，增进了我的生活经验。”在《这边风景》中，我们看到的不是单纯的边塞风物，而是知识青年在困境中摸索意义的真实现场。小说里的“路”，既是迁徙的轨迹，也是心灵的朝圣之路。王蒙笔下的人物总是在路途中与他人相遇、与生活碰撞，从而获得新的认知与归属感。对他而言，新疆从最初的“远方”变为塑造新自我的土壤。
艾青把新疆写成了面向未来的“远方”。在《年轻的城》中，他歌颂石河子的新生：“我到过许多地方/数这个城市最年轻……它的一草一木/都由血汗凝成。”在艾青的视野中，远方不是荒芜，而是国家现代化的前线，是青春与劳动共同铸就的未来。新疆在这里成为一幅正在绘就的现代化图景，带着建设的激情和理想。
红柯则以另一种方式回应“远方”，他的作品为新疆赋予了史诗与神话的维度，即时间意义上的“远方”。他笔下的新疆，是可以追溯到更深历史层面的“神话之地”。在《乌尔禾》中，他用“魔鬼城”的荒凉地貌折射出人与自然的搏斗；在《西去的骑手》中，远行者的背影几乎浓缩了整个西部的历史，既承载着族群迁徙的记忆，也映照出现代人心灵的漂泊。红柯善于把现实经验与神话母题交织起来，使新疆成为“西部史诗”的舞台。红柯笔下的新疆，不仅是边疆，更是可以上溯至文明起源的时间始点，是现代人与祖先记忆对话的场域。
综观三位作家的作品，可以看到“远方”在三个不同维度上层层展开：王蒙的远方是“在路上”的体验，是与陌生的生活磨合、自我重塑的过程；艾青的远方是现代化的现场，是以青春和汗水书写的未来；红柯的远方是史诗与神话，是深埋在土地与历史中的文明回响。三者并非彼此割裂，而是互为补充：王蒙让远方有了切身的现实质地，艾青将远方推向理想与未来，红柯赋予远方厚重的历史纵深。正是在这三种叙事的交织中，新疆不再只是地图上的方位，而成为个体经验与国家叙事、历史记忆与未来愿景交织出的精神坐标。
日常的辽阔
对另一些人来说，新疆不是“远方”，而是日复一日的生活所在。如果说“远方”是新疆文学的张力之源，那么“身边”则是它最动人的面貌。
李娟的散文集《我的阿勒泰》正是这样一种书写。她用少女成长的眼光，描摹牧场、集市、亲人和邻里的琐碎日常。在自序里，她直言：“文字里的那个‘我’，还是十八九岁的光景，贫穷、虚荣、敏感又热情。”这种带着青春质感的自我呈现，使她笔下的新疆不是边疆奇观，而是可以亲近的生活现场。《我的阿勒泰》《羊道》里，那些采木耳、拉面、搬家、过冬的细节，仿佛能让人闻到锅里的热气。评论者说，李娟“把遥远的阿勒泰写成了一个充满烟火气的生活共同体”，正点出了这种“把远方写成身边”的力量。
刘亮程则从另一条路径进入日常。他的散文充满哲思，把看似寻常的生活经验转化为普遍的感受学。在《住多久才算是家》中，他写道：“只要在一个地方久住下去，你迟早会有这种感觉。”这里的“家的感觉”，是日常慢慢沉积的亲近感。在《一个人的村庄》中，他甚至把风、土、树枝当作与人平行的生命体去观照：“在同样的时间中，人和自然相看两不厌。”这种把日常经验提升为哲学思考的写法，让新疆的辽阔转化为贴身的生活伦理。
而在民族诗人的写作中，这种日常化的倾向同样突出。维吾尔族诗人尼米希依提在《塔里木的姑娘》中写道：“你像塔里木的河水一样清澈/像葡萄藤一样热烈。”辽阔的大河与亲密的爱情在诗句里紧紧相连，远方的自然景观转化为身边的抒情意象。维吾尔族诗人阿布都哈里克·维吾尔在《不要忘记》中呼喊：“麻木不仁的人啊/不要忘记/你还有一颗跳动的心。”他把民族忧患与个体情感重叠在一起，不再是抽象的口号，而是一种日常的提醒：不要忘记生活的热烈和心灵的搏动。
甚至王蒙的《这边风景》，虽然主题关乎宏大的时代，但其中也充满了对生活细节的耐心描摹。他写各族人民生活交织的日常，“婚丧嫁娶，从头到脚”。正是这些生活细节，将“远方”转化为“身边”。它不再是地图上的遥远之地，而是日常的生活温度与心灵共鸣。
多声部的合唱
如果说“远方”提供了精神坐标，“身边”带来了生活温度，那么新疆文学最独特的地方便在于，它不是单一声音的独奏，而是一场多声部的合唱。这里既有汉语作家的书写，也有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塔塔尔族、锡伯族、塔吉克族、乌孜别克族等民族作家的参与。不同的语言、传统、经验汇聚在一起，让新疆文学呈现出一种“丰富的和谐”。正是在这种复调中，“远方”被转化为可抵达的生活经验，而“身边”又获得了更辽阔的历史与文化纵深。
在小说和纪实文学中，这种多声部特征尤为显著。何建明的报告文学《石榴花开》以纪实的方式书写改革开放以来新疆的发展与普通人的个体命运，他通过普通劳动者的故事，让宏大的时代叙事转化为具体的生命质感。与之形成对照的是董夏青青的边防叙事，她关注边防军人和普通百姓的交织生活。在她的笔下，边防既有家国意义的守护，也有普通人之间的情感依托。张者的兵团叙事则是另一种典型，《老风口》书写了新一代兵团人对父辈的记忆与理解，充满对兵团人艰苦岁月的追忆与反思，那是一种既陌生又熟悉的“远方”——陌生在于其与当下生活的时空距离，熟悉在于它已成为家族与个人成长中不可回避的身边历史。
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塔吉克族等民族诗人，则通过民族语言与意象，把辽阔与亲密结合在一起，让新疆大地成为日常的抒情对象。例如，克里木·霍加在《我热爱的新疆》中写道：“我的心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像胡杨一样在风沙中挺立。”胡杨、风沙，这些意象既是远方的象征，同时也是诗人及其族群生存日常的写照。
民族作家的双语互译和出版实践，也为新疆文学的多声部增添了独特层次。哈萨克族作家乌拉孜汗·阿合买提在《八十号大院》中，将哈萨克语谚语和马的意象融入汉语小说叙事，把草原文化的逻辑和节奏移植到另一种语言系统中。这种写法既保留了民族传统的独特性，又在汉语文学的语境中获得新的共鸣。类似的尝试也出现在阿吾列罕·哈里的散文中，他在哈萨克语与汉语之间自由切换，让牧场生活既是族群内部的“身边”，也是全国读者可以进入的“远方”。
正是在“多声部”的交织中，新疆文学生成了一个可共享的空间，建构出了一种深刻的、不断生成的、彼此可理解可共鸣的共同体。
（作者系天津中医药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