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母因文学相识，于是便有了我，周边的人因此常调侃我为“文学的结晶”。所以我选择文学，可能是命中注定。

我清晰地记得自己何时对文学产生了兴趣。小学毕业后，我离开拉萨，来到了江苏常州，就读于当地一所中学的西藏班。那时我们没有手机，也没有太多课余活动，阅读便成了理所当然的课外选择。我读得最多的是课外书，读端智嘉，感受其作品中喷薄而出的激情；读鲁迅，他让我觉得文学必然是一个民族的镜子，照美丑、显真实。我感激我当时阅读的作家们，是他们给了我一种稚嫩的自信，认为自己也要走上这条路，以笔为剑斩丑恶，甚至自觉舍我其谁。此时此刻，我还在走这条路，也算是一种坚持吧。

当然，那种片面的认知并不是我决定选择文学的唯一理由。我是一个善于与自我、与世界和解的人，定然不会仅凭一腔热血坚持下来。我永远感激史铁生的出现，他是照亮我文学之路的明灯，就像他在《奶奶的星星》里写的，每一个离世的人都会变成星星为地上的人照亮。而他也自始至终影响着我的创作。相较于端智嘉与鲁迅的作品，我在史铁生的作品中读到的是一种悲悯之情，温柔平和的文风下，那悲悯之情如从雪山流下的潺潺雪水般，清澈平缓又细流不断。我在史铁生这里才知道，原来书写历史和时代也能如此平易近人，书写人民又能这般深刻易懂。他总以胡同里的人和事为出发点，探询社会、人类乃至宇宙的命题。

我本科、硕士都选择了文学专业，最后谋生的行当也是文学编辑。友人说，这是最好的安排，爱好与事业相同是人之幸事。我自己也该觉得庆幸，但实际上，我写作时，总有一丝焦虑伴随。我一直认为，自己没有找到一条合适的写作道路，具体来说就是缺乏真正的经验。我早期的写作多靠习得的知识想象而成，虽然因写作立意和叙述方式的尝试受到部分人的喜爱，实则悬于空中并不扎实。直到我有了深入生活的机会和经验后，我才发觉自己创作可依附的根基在哪里。

2023年的夏天，我前往拉萨市林周县采访，行经一个村落时，遥望远方，那里青山连绵，山顶是蓝天白云，山脚是村落民居，前面平铺着绿色的田地。此前，我也见过许多类似的景象，但就是在那一刻，我仿佛真正感受到“绿水青山”的所指。站在林周的风里，我终于懂得，真正的写作，从来不是书斋里的想象，而是脚踩在大地上的倾听与凝望。那些悬在空中的字句，再精巧也少了根须；那些凭知识推演的故事，再完整也缺了心跳。而眼前这片青山、蓝天、村落与田畴，恰恰把我从虚浮的写作里拽了出来。我不必再刻意模仿谁，也不必困在“该写什么”的迷茫里。我该写的，是我亲眼看见的山河，是我亲身走过的乡土，是我心底最真切的感动。蓝天白云映着青山，民居依偎着田野，安静、朴素、坦荡，这就是最动人的文本。

2024年5月，我前往昌都市八宿县开展为期一年的驻村工作，其间与村民有了深层次的接触。我所在的村是一个扶贫搬迁村，他们的原村在深山中，搬迁到县城为他们的生活带来了诸多便利，但故土难离的情结、地域气候的差异，再加上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骤然转变，也让不少村民在生活转型期间遭遇诸多难处。其中，身处时代变革之中的农村家庭妇女，内心的割裂感与生活的矛盾感尤为突出。受此感触，我结合驻村期间的真实经验与感受，创作了一篇聚焦乡村振兴、扶贫搬迁，刻画基层农村女性内心世界的小说。

自此，我更加频繁地在雪域大地上行走。西藏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当地素来秉持万物有灵的理念，许多玄幻的故事与神话在民众生活中十分常见，甚至成为生活的一部分。神话与民间故事，承载着人类对自身存在的探寻，以及对世间万物的认识与解释。一方水土孕育的独特文化与民俗风情，皆是滋养创作的丰厚养分。我尝试着把这些故事融入到我的小说创作中，不为制造噱头，只为书写此地人民的真实生活。

除了民间传说，流传于雪域大地的民歌，也时常为我迸发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在日喀则市萨迦县，我听到一首酒歌中有这么一段歌词：“汉地启明之星，赐我藏地福泽。”歌词里提及的“启明之星”，坊间普遍认为指宋恭帝赵㬎，他投降元朝后受封为瀛国公，被送往吐蕃修佛，佛法修为造诣极高。我在萨迦亲眼见到了相传赵㬎曾经修行过的山洞。眼见实景，耳闻歌谣，种种见闻交织相融，我便以叙事落笔，创作了小说《亡于流言的国君》，完整记述赵㬎跌宕起伏的一生。

长久浸身文学创作，我也渐渐明晰了文学于我真正的意义。在我看来，文学是跳出自身局限，以旁观者的视角静心审视世间万象的独特方式。文学更像是一名青年，懂得柴米油盐的生活，也有一往无前的魄力，善良而勇敢，自由而热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