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黄昏降临，我习惯站在21楼编辑部的窗前眺望，远处成吉思汗陵的轮廓在暮色中若隐若现。作为《鄂尔多斯》文学月刊的一名编辑，我常常在这样的时刻想起老主编乌雅泰先生说过的话：“一本地方文学刊物，就是一座城市的精神族谱。”

这话我记了很多年。

鄂尔多斯，蒙古语意为“众多宫殿”，地处河套平原腹地，黄河“几”字弯的怀抱之中。这里既有成吉思汗陵寝的庄严，又有库布齐沙漠的苍茫；既有现代能源城市的蓬勃，又有草原游牧文化的悠长。在这样的地域办一本文学刊物，我们面对的首要命题便是：如何让文学成为联系各民族的精神纽带？

《鄂尔多斯》的办刊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曾长期分设蒙古文、汉文两个编辑部，各自拥有独立的编辑队伍和作者群。这种模式保障了民族语言的传承，但也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文学资源的割裂。近年来，我们尝试打破这种壁垒，通过翻译、对话、联合采访等方式，让两个语言世界的文学实现互通。2023年，刊物进行了重大改版，提高稿酬标准，扩大组稿范围至全国。与此同时，我们继续通过“鄂尔多斯作家”专栏，持续推介本土作者；开设了“北疆文化”特辑，挖掘河套地区的历史文化资源；还与《民族文学》合作，承办了“亮丽内蒙古”翻译作品专栏的读刊会，推动两类作品之间的双向译介。改版的效果是显著的，最重要的是我们在文学界重新确立了“鄂尔多斯”这个文学地理标识。

2023年3月，我到《鄂尔多斯》编辑部工作。那时的刊物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期，主编指着墙上的内蒙古自治区地图说：“我们的工作，就是在这个黄河的‘几’字弯里，打捞那些沉默的声音。”我逐渐理解了这句话的分量。“打捞”意味着主动寻找，意味着深入那些文学雷达通常覆盖不到的区域——牧区的蒙古包、农区的土坯房、矿区的临时工棚、城市的移民社区。我们的作者名单上，有牧民、教师、退休干部、打工青年等，他们的职业身份各异，但都在用文字构建自己的精神家园。

我尤其珍视与那些非专业作者的交往。一位叫巴图的老人，每年冬天都会从鄂托克前旗寄来手写稿，字迹颤抖但情感充沛，写的都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草原上的往事。我从没有见过他，但通过稿件往来，我得知了他的妻子已故，儿子在城里工作，他一个人守着老宅和一群羊。他的写作是一种抵抗孤独的方式，也是与过往对话的仪式。我认真编发他的每一篇散文，尽管它们或许不够精致，但在这个老人虔诚的文字中，我看到了文学最本真的功能：对抗遗忘，确认存在。

在与民族作家的交往中，我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学观。我认为，好的民族题材写作，应当具备三个维度：文化根性、人性深度和现代意识。

文化根性不是民俗符号的堆砌，而是对一种生活方式内在逻辑的理解。蒙古族作家乌力吉布林（笔名布林）的长篇小说《动荡的鄂尔多斯》《消失的世界》写出了鄂尔多斯各族人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精神震荡。他笔下的人物，不是博物馆里的民族标本，而是有血有肉、在时代夹缝中挣扎的现代人。

人性深度要求作家超越民族身份的界限，触及人类共通的情感结构。蒙古族作家娜仁高娃的《醉马草》写一个牧区女孩与一只老羊的故事，表面看是草原风物志，内核却是关于生命尊严与代际传承的普遍命题。这种写作，能让各地读者毫无障碍地进入蒙古族的生活世界，又在其中发现意想不到的情感共鸣。听编辑部的前辈讲，2016年冬天，娜仁高娃第一次走进《鄂尔多斯》编辑部。她穿着朴素的蒙古袍，手里攥着一沓手写稿纸，稿纸边缘已经磨出了毛边。她说：“我想写沙窝地里的故事，写那些骆驼、羊群，写沙漠里的人怎么活着。”于是，在她的作品中，读者们可以看到沙漠腹地的牧人生活，看到那些“驮着魂灵的马”如何在时代变迁中寻找归宿。

现代意识意味着不回避矛盾、不远离现实。鄂尔多斯是资源富集地区，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剧烈的经济社会转型。草原生态、移民搬迁、传统技艺的失传、青年一代的身份焦虑——这些现实议题，在我们的作家笔下得到了真切的呈现。

作为地方文学刊物的编辑，我也常常面临一种身份的尴尬。我们既要面对全国文学界的评价尺度，又要回应本地读者的文化需求；既要坚守文学标准，又要考虑刊物的生存发展。这种多重身份的拉扯，有时会让我们感到疲惫，但更多时候，它赋予了我们独特的工作价值。

记得2024年初，我们收到一封读者来信。写信的是一位退休的蒙古族中学教师，他用蒙古文写了一封长信，又请人用汉文翻译了一份副本寄来。信中说，他订阅蒙古文杂志《阿拉腾甘德尔》30年了，最近也开始读汉文版的《鄂尔多斯》，“因为想知道，那些用汉语写作的作家，是怎么看我的家乡的”。这句话让我深受触动。文学刊物的功能，或许正在于此：它不仅是作品发表的平台，更是不同民族、不同语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相互看见的窗口。

在鄂尔多斯，这种“看见”有着特殊的意义。传统与现代、游牧与农耕，在这里交织、碰撞、融合。我们的文学刊物，就是要记录这种交织过程中的心灵轨迹，就是要为这种融合提供精神的黏合剂。

《鄂尔多斯》依然是一份“小”刊物——发行量有限，影响力主要局限在内蒙古及周边地区。但在这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文学版图上，正是无数这样的“小”刊物，构成了支撑文学生态的毛细血管。它们保存着地方性的知识，维护着文学与土地、与人民、与日常生活的血肉联系。

我知道，未来的路依然充满挑战。新媒体的冲击、读者阅读习惯的改变、文学评价体系的重塑——这些都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但每当我收到一封来自牧区的来信，或者在一次文学活动中听到读者说“你们的杂志让我开始写作”时，我就重新获得了坚持下去的理由。

这时，我想起娜仁高娃在一篇创作谈中写的话：“写作是为了让那些在风中消散的事物，在纸上重新聚拢。”作为编辑，我的工作或许也是如此——让那些散落在大地褶皱里的声音，在刊物中重新聚拢，成为可以被阅读、被记忆、被传承的文学。

（作者系《鄂尔多斯》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