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26年，一百年前的世界难以想象，更无法触摸，我只能从典籍和图片里寻找残存的蛛丝马迹。查阅资料后我发现，当历史进入20世纪，人类社会已然提速，世界日新月异。1926年初，在伦敦苏豪区一间实验室里，来自苏格兰的发明家约翰·洛吉·贝尔德向皇家学会成员展示了他的发明：电视。对于人类来说，这是历史性的一刻。与此同时，距伦敦5600公里之遥的美国费城，一场展示人类现代文明的博览会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办。令我欣慰的是，那次博览会，中国并没缺席。由中国语言学家黎锦熙绘制的《国语四千年来变化潮流图》，在博览会上荣获甲等大奖。似乎，进入20世纪，人类突然脑洞大开，每一天都有奇迹在发生。对于地处地球东方的大国来说，1926年同样是不寻常的一年：3月18日，北京发生段祺瑞政府枪杀请愿群众的惨案，鲁迅先生悲愤之余，写下了我们耳熟能详的散文《记念刘和珍君》，紧接着便是国民革命军势如破竹的北伐……也就在这一年，一家取名为“东方”的书店出现在昆明的老城区。书店是前一年从北京回到昆明的王嗣顺开办的。他是北京大学的毕业生，学的还是外语专业，眺望过外部世界。因此开办书店时，他没有取以往书店常取的“宝文堂”“留香斋”“翰墨园”等老式名字，而是取了个时尚的名字——东方书店。
云南在中国的南方，确切地说在中国的西南，为何王嗣顺在给书店取名时选择的是“东方书店”而不是“西南书店”或者“云南书店”？我觉得东方书店的取名并非随意，而是国门渐开后的中国，让王嗣顺意识到了自己国家在世界的位置。东方与西方，地理的两极，同样应该被文明的光芒照亮，这似乎成为那一代中国人的精神共识。1922年，云南大学在创建时，取名为“东陆大学”。东陆，指的当然是东方大陆。地理位置的觉醒与清晰，带来的是视野、格局、认知等一系列的改变。从书店的名字也不难看出，王嗣顺开办书店并非为了挣几个小钱，而是他把自己的人生理想、启蒙主张都融进了新开办的书店里。
我第一次去东方书店，是在它“重生”后不久。按导航指引，由西向东沿着光华街前行，在潘祥记鲜花饼店往右一拐，文庙直街的南段竟然叫“文明街”。我在昆明这座城市生活了许多年，知道许多街道充满了古意：凤翥街、南屏街、景星街、金碧路……每一个街名都有来历。但对于文明街，我的确感到陌生，以为是新取的街名，往深处一了解，立即为自己的孤陋寡闻感到羞愧。文明街以往叫什么街，昆明所保留下来的历史书语焉不详。“文明”一词，最早见于先秦典籍。《易经·乾卦·文言》记载，“见龙在田，天下文明”，意指文采光明、文德耀辉。但“文明”一词也曾被作为西方概念的译名引入中国，词义扩展为人类脱离野蛮状态的进化过程。我以为，文明街的“文明”二字，更多的是取义后者。有资料说，这条街道的修筑，与20世纪20年代初任云南省省会警察厅厅长的朱德关系甚大。据说他在督修此街时，为体现自己所追求的新文明的理念，便把这条街道更名为“文明新街”。几年后，随着城市道路系统的调整，“文明新街”简化为“文明街”。街名由此沿用下来，算下来已有百年历史。
许多人并不知道，20世纪初的云南，曾是中国开放的前沿。1910年，一条从越南海防起程的铁路，叩开了云南的重重山岭，也叩开了东方封闭的帝国。当一列来自境外的火车，喷吐着白气，发出铿锵的金属碰撞声驶入昆明时，处于帝国偏僻一隅的云南，立即被强行拽向人类工业文明的前沿。那的确是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时代。滇越铁路开通之后，中国第一座水电站在昆明近郊的螳螂川畔开建。两年后的1912年5月，昆明城率先在中国大地上亮起了电灯。一时间，现代邮政、电报局、咖啡吧、新式学校……纷纷涌入昆明。
王嗣顺亲眼看见了滇越铁路开通后带给云南尤其是昆明的巨大变化，也知道顺着那条铁路往外走，还有一个更为宽广的世界。1918年，他作为云南的保送生进入清华大学预科学习，不久后转入北京大学外语系就读，师从胡适先生。王嗣顺在北京求学期间，新文化运动正如火如荼地进行，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猎猎作响。王嗣顺阅读过《新青年》杂志，深受“德先生”与“赛先生”的影响。他还参加了改变中国的五四运动，深知书籍对启迪民智的作用。
在中国历史上，王嗣顺也许是个面容模糊的人，但当我们把历史的镜头聚焦云南，进一步聚焦昆明时，就会发现他的面容逐渐变得清晰。今天，我们在谈及昆明城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王嗣顺是个绕不开的名字，这都归结于他开办的东方书店。1925年，在北京工作了两年的王嗣顺毅然返回故乡。今天，对于他为何离开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返回昆明，历史的痕迹早已一片模糊，只知道他返回昆明后，执教于昆华女中——一所创办于清朝后期、在昆明历史上颇有名气的女子学校。很显然，返回昆明的王嗣顺并非只满足于在昆华女中谋一个饭碗，一个受新文化思想熏陶的人，内心有着隐约的梦想。作为五四运动的亲历者，他一直在寻找开启民智的办法，而办书店是他看来最好的选择。
1926年出现在昆明文明街上的东方书店，是先觉者在云南大地点亮的一盏灯。我们很难对这盏灯照亮过多少心灵作数理上的统计，但不可否认的是，自从东方书店创立后，它对云南人尤其是昆明人一直持续产生着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作曲者聂耳出生于1912年，出生地就在与东方书店一街之隔的甬道街。东方书店开办的时候，聂耳14岁，正处于一个人“世界观的萌芽期”。这个年纪的年轻人会思考一些抽象的问题，诸如生命的意义，诸如公平与正义，诸如人生的价值，而东方书店所售的进步书籍和科普读物，很难说不会对聂耳的价值观产生影响。直到后来聂耳在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就读时，东方书店仍是他常去的地方。此后，无论是聂耳的人生选择，还是他后来创作的音乐作品里，其实都不难看到东方书店施加的微妙影响。今天，当我们聆听他谱曲的《新女性歌》《大路歌》《开路先锋》时，仍然能够从那些旋律里，听到让人眼前一亮的文明气息。
二
要感谢美国的老军医克林顿·米莱特。抗战期间，他是援华美军第172医院的副院长，医院就建在滇池边，主要为飞虎队提供医疗保障。救死扶伤之余，米莱特好奇于昆明的市井生活。他走街串巷，用当时最先进的柯达伊斯曼彩色反转片拍摄了100多张照片，那也是最早记录云南昆明的一批彩色照片。东方书店作为彼时昆明重要的“文化地标”，自然也成为米莱特的拍摄对象。1944年的某一天，他将镜头对准文明街上的东方书店，缓缓按下快门，为我们定格下八十多年前东方书店的某个瞬间。我不知道那张照片是否经过后期处理，20世纪40年代拍摄的彩色照片今天看上去仍然清晰。照片上是文明街的一段，一匹马驮着东西正好穿过书店外面的街道，赶马人脚穿草鞋。在他前方，一个穿天蓝色衣服的人站在街边，看样子像个读书人，好像才从书店里走出来。进入照片的，还有街旁的小贩、军人、提着布袋的行人……米莱特拍照时也许是个阴天，文明街平整的石板路上没有阳光被遮挡留下的阴影。彼时东方书店外面的街边，还摆放着不少用来出售的锑盆，明亮、晃眼，与书店内简陋的书架和书架上摆放着的旧图书形成极大的反差。我注意到照片右边的柱头上，挂着拳头大的一个白色物体，照片的细部难以辨认，也许那就是用来照明的电灯泡。如今，米莱特拍摄的东方书店旧照片被放大，悬挂在书店二楼的一个角落。我驻足在那张照片前，时光的流逝让人恍惚。
当年，东方书店开办起来以后，前来购书的人络绎不绝。生活在昆明城的读书人，每隔一段时间总会去逛一逛。文明的火种有时并非以燎原之势蔓延，而是以微光的方式照亮。一本书，一个观点，甚至一段醍醐灌顶的文字，都有可能改变一个读者的一生。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东方书店扮演的，是与文明相连的一条脐带。新的思想、新的观念，通过书籍源源不断抵达昆明这座高原之城。东方书店创办十一年后，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随着战火的逼近，古都北京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奉命南迁，在长沙共同组建了一所临时大学。然而翌年2月，局势危急，长沙临时大学决定西迁昆明，师生分三路出发，并于1938年4月抵达昆明，更名为西南联合大学。一段人类教育史上的奇迹，就此在昆明这座僻远的城市孕育。
西南联大南迁昆明，使得昆明的读书人骤然增多。东方书店所在的文明街一带，报馆、出版社相继出现，成为当时昆明重要的文化中心。每一天都有许多读书人来到这儿，他们或寻找兼职的机会，或来东方书店里读书。抗战期间，随着北京与上海等出版业发达的城市相继沦陷，东方书店的新书购进越来越困难。为满足读者的需求，增加书店图书品种，王嗣顺灵机一动，开始收售旧书。书其实无分新旧，没读过的书便是新书。这一举措使得东方书店成为一个吐纳图书的平台，一些人将看过的图书放在东方书店出售，再买本没看过的图书带走。这也是米莱特拍下的东方书店的照片里，为何临门的书架上摆放的全是旧书的缘故。抗战时期昆明的东方书店，对清华、北大和南开的读书人来说，的确是个福音。当初他们撤离时走得仓促，加之关山重重、行路艰难，不可能携带太多的书籍，而东方书店的存在，恰好给他们这些远道而来的读书人提供了一个巨大的精神粮仓。
王润裳是王嗣顺的长女，出生于1929年的她后来就读于父亲工作的昆华女中。她读中学时，对当年出入东方书店的联大师生已有印象。在她的记忆中，那时来东方书店的人里，有联大的老师，也有联大的学生。他们或穿长衫，或着西装，说的是不同地方的口音。联大的师生喜欢逛东方书店，是因为王嗣顺毕业于北京大学，他开办的书店也被联大人视作自家人开的书店，何况联大的一些老师，当年便是王嗣顺的熟人。来的次数多了，王润裳记住了他们中的一些人。许多年以后，她甚至能够从一些老照片里，认出上面的闻一多、李公朴、林徽因和汪曾祺，因为他们当年都是东方书店的常客。
从1939年到1946年，汪曾祺在昆明生活过七年。那是他一生中最难以忘怀的一段岁月，以至于离开昆明多年以后，他在昆明所经历的一切，还不时浮现在他的脑海里，成为他一生中最温暖的记忆。联大师生里，汪曾祺写昆明的作品最多，有写西南联大师友轶事的，有写昆明独特市井风情的，还有写昆明美食的。他甚至称：“我这个小说家是在昆明的茶馆里泡出来的。”在《读廉价书》一文中，汪曾祺讲述了他当年在文明街的旧书店用旧书换吃食的趣事：“我在西南联大时，时常断顿，有时日高不起，拥被坠卧。朱德熙看我到快11点钟还不露面，便知道我午饭还没有着落，于是挟了一本英文字典，走进来，推推我：‘起来起来，去吃饭！’到了文明街，出脱了字典，两个人便可以吃一顿破酥包子或两碗焖鸡米线，还可以喝二两酒。”
汪曾祺在文章里还说：“工具书里最走俏的是《辞源》。有一个同学发现一家书店的《辞源》的收售价比原价要高出不少，而拐角的商务印书馆的书架就有几十本崭新的《辞源》，于是以原价买到，转身即以高价卖给旧书店。他这种搬运工作干了好几次。”其实，就在一条街上经营书籍，旧书店的店员怎么会不知道拐角处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辞源》价格低？他们只是想用这种方式帮助那些贫困的读书人，并为他们保留那最后的体面。据王润裳回忆，抗战期间，联大一些贫困学生甚至以典当衣物为生，哪有闲钱买书？东方书店就在店外挂了一盏大瓦数的灯泡照明，供那些买不起书的学生晚上在灯下阅读。
东方书店寄托了王嗣顺启蒙民智的人生理想。创办之初，他就定下了不卖旧学八股，只卖进步书籍和科普读物的规矩，目的是为昆明城点亮一盏照亮蒙昧的灯。从1926年创办伊始，东方书店潜移默化地影响了许多人。20世纪40年代中期，昆明之所以成为民主堡垒，除了西南联大的存在以及三所南迁大学本身所携带的民主与科学的基因，还有类似东方书店的这种地方文化源泉在精神上的持续供给。东方书店所卖的图书，尤其是那些宣讲民主与自由的图书，都参与了青年学子价值观的构建。1945年冬天，发生在昆明的一二·一运动，一个核心诉求便是争取民主与自由。
三
由于种种原因，曾经给许多读书人带来光亮的东方书店像一条季节河，一度消失在历史的沙尘里。摇曳的烛火渐行渐远，以至于后来许多昆明人，并不知道自己寄身的城市曾有过这样一家温暖过无数读书人的书店。时隔六十年，历史的机缘落到一个叫李国豪的媒体人身上，他成了王嗣顺隔世选定的“执火者”。
2016年的某一天，也就在王嗣顺创办东方书店九十周年之际，在昆明《都市时报》供职的李国豪与历史深处的东方书店邂逅。他开始负责这座书店的重建和经营。为了还原东方书店的神韵，他找到了王嗣顺已届耄耋之年的女儿王润裳。他从老人点点滴滴的回忆中，捕捉东方书店的气息，打捞东方书店的历史原貌，以期在重建时加以还原。两年后的2018年6月16日，在历史烟尘中潜藏许久的东方书店在昆明文明街的原址上复活。重生的东方书店秉承王嗣顺的精神，致力于延续中华文化中应有的风骨，力图在一个快节奏的时代营造出一个使人静下心来交流的思想平台。
今天东方书店所在的文明街位于昆明老城的中心。保留下来的旧街道上，两侧是木质结构的瓦屋。一些带有历史记忆的商铺如福林堂、福照楼入驻其中，使得这条街道弥漫着一股宁静的旧时光。修旧如旧的东方书店，店名为云南诗人于坚题写，笔画粗厚，有种能抵消时光侵袭的沉稳。两侧的对联写道：“古来最长久人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等好事还是读书。”积德与读书，这副对联透露出的正是东方书店的精神内核。
在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个人记忆被迅速湮灭。昆明城许多原本用来安顿灵魂的地方，物理痕迹被抹除，只剩下形单影只的地名——弥勒寺不见寺庙，小菜园也不见菜园。当城市中的地名缺乏相应的物理对应时，我们会很容易迷失在故乡的改变中。所幸昆明城还有文明街这样的老街区，还有东方书店这样坚守百年的老书店。它们不仅是我们记忆的一部分，更是我们灵魂在寻找归途时的路标。难怪，常常会有市民到东方书店里来坐一坐。在这里，他们能够重温一段远去的时光，也能再次体验那些让内心一动的瞬间。
进入东方书店，操作台背后的墙上，挂着一众西南联大教授的老照片：胡适、钱锺书、闻一多、林语堂、林徽因……杰出的学者，脸上有书籍长久浸染散发出来的光。尽管他们都已远去，可他们当年定格下来的照片，仍然在书店里形成一种难以言说的气场。他们优雅、睿智、脱俗。在他们目光的凝视中，读者可以从操作台一旁穿过，经由旋梯抵达二楼。旋梯的墙边，书籍像古城墙的砖块那样垒在一起，一盏吊灯悬挂在拐角处，安静地散发着橘红色的光。书店开门的日子里，总有人安静地坐在二楼的窗边阅读。他们像一些紧贴河床的石子，任凭时间的水流从身旁流过，却不为所动。
我这次到东方书店的时候，看到一位垂暮之年的老人站在书柜前，静静地翻阅着图书。我相信那一瞬间，这位老人是具备穿越时空的能力的。文字构筑的通道，能够让昔日的某种体验或感受重新降临，带给阅读者甜蜜的回忆抑或隐约的感伤。二楼的书架、桌椅、摆件都是老物件，散发着漫长时间才可能形成的哑光。这儿还开设了“西南联大名家书房”，有林徽因的，也有汪曾祺的。还有一些联大人所著之书，用牛皮纸包好，不露书名，只写一句推荐语，让读者任意挑选，感觉就像是当年联大的学生在旧书堆里淘书一般，遇见与否全靠缘分。这么做的目的也很简单，“就是让阅读回归到纯粹的好奇心”。很显然，今天的东方书店，已然成为昆明人一间心灵的客房，无数有趣的灵魂在此安坐、静读、邂逅。秉承王嗣顺创办书店的初心，重生的东方书店既卖新书，也卖旧书，而且保留了始于抗战时期的“旧书置换”。东方书店门口，挂着一块“回收旧书 传承文明”的牌匾，上面写着一段文字：“每一本图书都凝聚着时光的魔力，每一本图书都刻画着前任的青春，50本以内可带到店内，50本以上可上门回收，按本论价。”主理书店的李国豪还在书店门口专门设置了一个特殊的书架“云南这边”，陈列的书皆与云南有关。他是想以这种方式，告诉八方来客，东方书店是一家创立于20世纪、扎根于云南本土的书店。
我以为，在21世纪走过四分之一的时候，复活的东方书店不仅是昆明城最具特色的文化地标之一，也是昆明城里能让灵魂慢下来的一个地方。我很欣慰它能够成为影响巨大的“网红打卡地”，说明读书在许多人的心里，仍然是一件有尊严和体面的事情。作为读书人的家，这儿常年举办各类文化沙龙、名家签售、文化讲坛……与其他大多数书店不同，东方书店保持着先前特立独行的品格。当年，王嗣顺只卖进步书籍和科普读物，今天的东方书店也明确“八不卖”：不卖成功励志、不卖心灵鸡汤、不卖成仙修道、不卖算命卜卦、不卖禁闻野史……主理东方书店的李国豪想以这种方式，区别于那些流量为王的书店，从而延续书店的人文传统，以此向东方书店的创办人王嗣顺先生致敬。
阅读是一种最为安静的交流，也是一种最为缓慢的享乐。坐在书店二楼的窗边，凝视街对面在春天蓬勃生长的绿植，我突然想起前些年，昆明的一群读书人为了抗拒越来越快的生活节奏，在每年最后一个周末的晚上，于翠湖边举办的“停顿诗会”。是的，进入东方书店，就是人生长旅上的一次停顿。收银台一旁，抬头便可看到一些被亚麻绳悬吊起来的卡片。我拿起其中的一张，看到上面的文字是一对情侣的呢喃：“你捧着我的脸说话，一起看愚蠢的晚霞，过了好久，天都黑了，月亮缠住我们的脚丫。”也许，是书店里的某本书点燃了书写者的诗情，诗歌和爱、记忆、留念、珍惜、不舍融为一体……人类最为柔软的情感被墨水凝固。我看了看卡片上留下的时间，是四年前的4月11日。茫茫人海里，那对情侣不知此时身在何方。但我知道，在他们的情感记忆中，此生一定会弥漫着东方书店散发出来的书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