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盛洁

一座城市如果拥有足够悠久的历史，那么它往往会在历代文学中留下深刻的印记，且总有一些地标，会在诗词中不断地被重新书写，不断地被赋予新的意义。正是在这种反复书写中，一个城市的文化肌理被逐渐塑造出来，并逐渐内化为这个城市深层的精神品格。

文学家胡小石曾说：“合而观之，则南京在文学史上可谓‘诗国’。”莫砺锋教授进一步解释：“‘诗国’，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诗城’。中国古典诗词的三个高峰——六朝、唐朝与宋朝，南京诗词在这三个时代中独领风骚，无愧‘诗城’之称。”南京与古典诗词在历史长河中相互哺育，才使如今的南京担得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的“世界文学之都”的称号。在此意义上，莫砺锋、童强编著的《南京诗词三百首》，不仅仅是一部地方诗词选本，更像是一部以诗词为媒介的南京城市精神史。该书所选诗歌并非简单按照朝代罗列作品，而是在“南京”这一空间坐标下，呈现出中国诗词发展的内在脉络。

在六朝诗歌的格律化、唐诗的成熟、宋词风格的转变中，南京几乎都是重要的文学现场。以宋词为例，莫砺锋在序言中写道：“靖康之变后，宋室南渡，宋词发生了由婉约为主变成豪放、婉约平分秋色的巨大转变，这个转变的轨迹点就在南京。”代表着明显词风转变的作品，如朱敦儒的《相见欢·金陵城上西楼》、辛弃疾的《水龙吟》等，都被收入书中。由此观之，该书实际上不仅是在“写南京”，更是在借南京观察中国文学史，可以被视为“一部以南京为视角的微型中国诗史”。莫砺锋教授以300余首诗词为线索，将六朝烟水、唐人怀古、宋代家国之思乃至明清金陵气象串联起来，使南京不仅作为地理空间存在，更作为一种文化意象、一种中国文学精神的重要坐标而存在。

文学史之外，这本书突出展现了地名的诗学。书中，绝大部分诗歌都与南京的具体地名有关，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一部“以诗词为注脚的城市地图”。从大的方面说，历史上南京有过很多古地名：建业、建邺、建康、白下、秣陵、金陵等。这些地名依然能在当下的南京城中寻到它们的踪迹，但绝大部分人，甚至是大部分的南京市民，也很难真正弄清楚这些地名的来龙去脉。然而，恰恰是这些地名，承载了解读南京文化基因的密码。莫砺授认为，六朝古都的第一个朝代是东吴，孙权在这里建立都城，并为此地起名建业，意即要在这里建立王霸大业。后来三国归晋，统一后的晋朝当然不允许此地再叫建业，就在“业”字右边加了一个右耳旁。右耳旁一般指城镇地名，晋朝把建业改名为建邺，意即这里仅是一个地方性的城市。这些地名，揭示的是朝代的兴替史。该书以诗词串起了历史朝代的更迭，可以说是以文学的方式为我们讲述了中国历史的切面。

从小的方面说，以“新亭”为例，这个地名在诗词中多次出现，该书中收录了范云的《之零陵郡次新亭》、阴铿的《晚出新亭》、李白的《金陵新亭》等。童强在《晚出新亭》的注解中写道：“南朝人出都，新亭是告别之地。”自南朝起，新亭便与送别的意象结合在一起，同时又承载着南渡士人的中原之思——东晋初年，过江士人每至新亭，相视流泪，感叹“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王导则以“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激励同僚。新亭从一个地名，逐渐成为怀古题材的固定意象，融入文学传统，形成独特的文化符号。

更为典型的例子是“长干里”。这个位于中华门外的古地名，因李白的《长干行》而获得了永恒的文学生命。“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不仅催生了“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两个成语，更使长干里从一个普通地名升华为中国爱情叙事的空间原型。书中对这些地名的注解，重新激活了沉睡于历史中的文化空间，为当下的城市空间赋予了深厚的文化内涵，使读者能够从地名的演变中感知历史的脉动。

该书是一部以南京为空间坐标、以诗词为媒介、具有深度延展性的文化读本。它可以让读者深切地意识到，城市并不仅仅由街道、建筑与河流构成，更由文学记忆构成。对于普通读者而言，它是一部可以“按图索骥”的文化导览手册；对于专业研究者而言，它提供了一个城市文学选本的编撰范式——如何在有限的篇幅内，既呈现文学演进的宏大脉络，又保留具体地名的微观记忆。如果说一座城市需要一部诗集来为自己立传，那么这本《南京诗词三百首》，正为南京完成了这一使命。

（作者系书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