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 琳
在《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书中，文学批评家乔治·斯坦纳说到，“史诗小说”往往都“描写了航程”。熊召政的新著，长篇历史小说《忽必烈：南征大理国》以厚重笔墨书写了一段远征、一场命运的跋涉，是一次伟大的“航程”。从大漠草原到玉龙雪山，从蒙古部族到南国大理，未来的元世祖忽必烈穿越数千里，历经半年余，在漫长的远征途上经历了心灵的淬炼与成长，在“航程”中建立起“天下仁人”的治国韬略。远征途中，激烈的角逐故事依次上演，真实的历史人物、虚构的鲜活形象，共同描绘出逐鹿天下的历史表情。一位跋涉在草原、山河间，逐渐建立起天下观、仁道观的未来帝王跃然纸上，在中国历史的沧浪里划出一条民族融合、文明互鉴的弧线。
这种“在路上”的书写，正是作品最核心的叙事姿态。这个“路上”，既是地理意义上的跋涉，更是精神意义上的成长。忽必烈是元世祖，是大一统王朝的建立者，也是从草原走向中原、从马背走向庙堂的重要历史人物。写好这样一位伟人并不容易。历史人物书写之难，即在如何让一个早已被历史命名定位的人，重新回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将其还原为一个有血肉、有犹疑、有抱负也有孤独的人。熊召政是一位深具历史纵深感的作家，善于在王朝兴替、人物命运与时代风云之间铺陈叙事，以雄浑笔力将人物带回历史现场，写出权力波澜中的人心幽微。在《忽必烈：南征大理国》中，忽必烈从北境走到西南，从草原迁至山地，从熟悉的骑射世界进入陌生的烟瘴之境。他既要统率军队、安抚人心、判断局势、识别忠奸，还要在征伐与宽仁间寻找平衡，每一步都惊心动魄。为了让读者看到英雄是如何在“路上”获得成长的，作品让忽必烈从历史名词中走出，成为一个可以被读者感知、理解甚至共情的人物。这种“可感知”首先体现在他的性格反差之中。
在众王储中，忽必烈一向被兄弟们看作是一个怯于提刀相向的书生。但他心爱的王妃察必夫人最懂得他的内心：“您是一个有野心的人。”这个“野心”并非指狭隘的帝王宝座，而是广纳群雄、睥睨天下的宏伟格局。正是在“路上”，忽必烈不断开阔着“不要站在蒙古看天下，而要站在天下看蒙古”的胸襟。伟大英雄的命运，总由无数普通人的呼吸、奔走、迟疑与牺牲共同托举而成。小说通过丰富的群像塑造，烘托出忽必烈的犹疑、判断与抉择。围绕在他身边的谋臣、武将、地方势力、敌方人物以及远征途中的普通士卒，各自怀揣着不同的立场、恐惧、欲望与选择，共同构成辽阔丰满的人物图卷。这是一场关于公元1252年的政治书写，他们是个性的人，更是“典型”的人。“他们既属于所在的时代，又超越所在的时代。”
书写一个伟大英雄，必然关联着宏大主题。《忽必烈：南征大理国》写“南征”，意在写“南和”。“我的南征军，不但要替天行道，还必须是不以杀戮为乐的仁义之师。”小说要塑造的，正是这样一位力图建立“天下”和合秩序的一代帝王。作家因此选择“南征大理”这一极具转折意义的历史事件展开叙事，“行路难”为忽必烈的“天下观”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忽必烈要面对的不只是南征途中的山川险阻，更是权力、责任、传统、天下与自我之间的重重考验。因此，南征既是一次军事行动，更是一次精神远行、一场人格淬火。“南征”不断深入，忽必烈也越发意识到：真正的王者，不只要胜利，还要秩序；不只要疆域，还要人心。
复杂的性格属性不能由写作者直白道出，细节故事才最为动人。书中第四部分写了忽必烈与李尔桑的和解。西夏曾被蒙古灭国，复仇的种子一直深埋在西夏后裔木雅人心中。为平息西夏后人的复仇火焰，忽必烈历经周折救出西夏大王李尔桑的爱子，以关切的怀柔战略，“埋葬了西夏最后的仇恨”，化干戈为玉帛。如果说成吉思汗打开了草原帝国的辽阔边界，忽必烈思考的则是：把征服转化为治理，把武功转化为文治，把草原力量带入广阔的天下秩序。作为一部表面上以征伐为核心故事的历史小说，《忽必烈：南征大理国》的精神内核，是对和平的深切呼唤。
南征路途犹如一方阔大的舞台，一幕幕惊险的征伐故事相继上演。法国作家巴尔扎克认为，小说存活下来这一事实本身就依赖于小说作者能否掌握戏剧要素，而戏剧性恰是《忽必烈：南征大理国》重要的形式特征。“大历史”落到“小场面”，传奇故事的戏剧性为人物设置了符合历史情境的选择困境，“天下”主题与伟岸形象得以实现。南征道路漫长艰险，山河变换，节气更替，人心杂乱……对于远征军而言，每一道山岭、每一条江河、每一片瘴雾，都可能成为看不见的敌人。漫长路途为小说提供了不断推进的戏剧张力，外部的山川险阻与内部的精神压力交织在一起，使南征成为一场不断升级的考验，也构成了小说的两条叙事线索。表面上看，南征大理是蒙哥大汗交付给忽必烈的一次军事任务：穿越川滇烟瘴、金沙江峡谷、苍山险隘，面对一路的自然阻隔与军事抵抗。深层来看，在南征路上与哈布和林的物理距离间，暗自较量的是重重政治势力，因此南征又是一场政治考验。此外，小说的戏剧张力还在于，大理是蒙古绕开南宋正面防线、打开西南战略通道的关键。因此，一座山国的存亡牵动的是天下棋局的变化。忽必烈既要保持蒙古骑兵的威慑与强悍，又要展现出超越部族的统领能力。由此看，作品最有力的冲突并不止于“蒙古与大理”的外部对抗，而在于忽必烈自身：他必须在弓马血性与天下胸襟之间找到新的身份。小说写“路”，更在写“局”。对于忽必烈而言，选择无处不在：是急进，还是缓图？是强攻，还是怀柔？是以威压服人，还是以信义收心？这些选择构成了作品最有意味的戏剧冲突。传奇扎根在历史大势之中，推动了人物成长、承载了时代主题与历史命运，传奇因此有了重量。
史诗小说在语言上常具庄重感。《忽必烈：南征大理国》笔势雄劲，写战事磅礴、命运苍凉与山河壮阔，更写历史深处的沉默与悲悯，尽显辽阔的史诗气象。作家以从容笔力引领读者跟随历史人物，从草原到中原，从北境到南国，山河铺展，历史奔涌，一代帝王建立“仁人天下”的宏伟主题铺陈而出。小说的宏阔感并不是靠宏大的战争场面来烘托，而在于把汗廷权力、兄弟关系、蒙汉互动、西南诸族、大理旧臣等多条力量线索编织成复调结构。每一场行军、会盟、亲和与攻守，都牵连着更大的政治秩序和文明想象，笔力磅礴，大势尽显。书中多处描写与对白充满哲思，似在提示人们：历史不是抽象的年代更替，而是山河震荡、众生入局、英雄自我淬炼的过程。
真正的历史小说，贵在让旧事重新获得体温，让人物从年代的尘埃中走出，带着迟疑、勇毅、孤独与远见，重新站到读者面前。《忽必烈：南征大理国》在刀兵与风雪、谋略与仁心、征服与安抚之间，写出一个时代的伟岸背影，历史因此不再是冰冷的纪年，英雄也并非只在攻城略地时显影，更在他望向天下、承担天下时，真正完成的自身。
（作者系辽宁省文联副主席、省评协主席、东北大学艺术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