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颖燕

对中国当代文坛而言，季进是一个特殊的观察者——“入乎其中，又出于其外”，是对他评论姿态的恰切形容。这本《世界中的当代文学》前四辑，是对中国当代文坛的实地观察，笔涉当代文坛名家近年来的新作：从阿来的《云中记》到麦家的《人生海海》，从迟子建的《东北故事集》到毕飞宇的《欢迎来到人间》，从王尧的《桃花坞》到莫言的《鳄鱼》……一本评论集选定的篇目，体现出一个评论家面对文坛手持着怎样的取景框，而这些篇目如何被厘清、整合，则能体现出这个取景框背后的支点。“讲故事的人”“人间世相”“历史镜像”“生命的共情”这四辑的命名恰是这一支点的直接外现，显露出季进在面对作品的丰富景深时，如何截取属于他的那一层，又如何找到自己的切入点。

看起来，这样的厘清和划分是为了归纳，但归纳在终极上是为了生发和演绎，所以这些看起来各自独立的章节，叫人想起秘鲁作家略萨所说的“中国套盒”。略萨将“中国套盒”（类似于“俄罗斯套娃”）的物理形态比喻成一种小说架构，“一个主要故事生发出另外一个或者几个派生出来的故事”，但这些故事不是单纯的并置，“而是共生或者具有迷人和互相影响效果的联合体”。作品的章节犹如这些层层生发的、看似并置的故事，全书更引入了另外一个观察视角，在后两辑“世界中的流播”和“理论的观照”中显露——季进不仅是文学评论家，更是一位研究海外汉学、现代文学中外关系的学者，所以，他笔下具体的作家作品论中，一直都暗含着一个将中国当代文学放在世界文学范畴内考量的视野。

读过第五、六辑里那些将中国当代文学置入世界情境的研究文章后，再读第一到第四辑的作家作品论，不难发现，作者宏观的世界性视野和具象的现场感知力始终从行文中明显地浮现出来。在对刘亮程创作历程的回溯中，季进聚焦在其如何“以一种世界性的叙事方式，讲述或遥远或切近，或真实或虚幻的中国故事、新疆故事和村庄故事”；读王尧的《桃花坞》，季进敏感于文本中流动的“空间”，而对于“空间”的理解，融合了季进多年研读西方文论的经验，恰如其分地捕捉到作者如何将“桃花坞”从地理空间形塑成一个历史空间、文化空间和精神空间，为小说中一再出现的那句“你想象哪里有桃花，哪里就有桃花坞”做了另类的注脚。

季进是中国当代文坛的亲历者，又具有从外部观察的视野。他清醒地意识到当代文学在海外传播会有因为中西方学者的“视差”所导致的在观念、材料、方法或价值的层面产生“错位”，进而认识到对“中国性”“当代性”“文学性”“世界性”四个方面的重新辨析尤为重要：这不仅关系到海外世界如何认识中国当代文学，更关系到中国当代文学本身的形象、意义、特征和价值。思辨和理智的力量与丰沛的情感交锋，形成了鲜明性的知识分子评论风格。

季进在学术研究中的许多观点，都在其文学评论中得到了实践与验证。他曾提出中国文学在海外世界的传播研究里，有一条路径是“史化观察”，并将其细化为“总体描述”和“局部深描”。前者集束在他的学术论文中，后者体现在他的作家作品论里，但二者是彼此的依靠和佐证，它们互为注释，双向奔赴。这里有必要深究一下“深描”一词。这是文化人类学者格尔茨提出的命题，核心要义在于拒绝对所谓的客观事实的简单描述，意图对其进行深入的、多层次的阐释，从还原动作或话语的发生情境出发，揭示其中蕴含的深层社会意义和文化意蕴。这样的“深描”，对于有着“内部”体验者和“外部”观察者双重身份的季进而言，是一种研究方法，更是打通具体的文学评论和宏观的文学研究的特殊通道。

在对迟子建的小说《白釉黑花罐与碑桥》的解读中，季进重审了本雅明对于“讲故事的人”的论断：“本雅明忧心忡忡的是讲故事的人失而不得，以致故事无以为继，只留下混乱的信息爆炸。迟子建似乎提出另外的想法，即讲故事的人从来恪守本分，唯独听故事的人，已无心故事本身，而是不断挑战故事的‘真实性’，只注意信息的捕捉。”季进敏锐地意识到，在本雅明所处的语境中，其担心的灵韵消失是因为讲故事的人和听故事的人不再全情投入，而迟子建的小说在现代社会的语境中映射出，故事的困境是因为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信任受到了侵蚀。小说以现实镜像的身份激活理论，这是对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的“深描”，令人想起季进的一篇重要文章《论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走出去”和“走回来”》。

这本文集触及的是一个老生常谈却难以绕开的问题：中国当代文学如何在世界的语境中自处和发展，中国文化又如何在世界中确定身份。季进为我们示范了一条可行的路径：要走出去，也要走回来，这个过程，要保有自身的文化基因，也要打开视野，在误解中抵达理解。

艺术史家柯律格曾经写有一本《回音室》，探究的是在以“气韵生动”为代表的中国画论传播到海外后又重新被译介回中国的过程中，中国画是如何被不断形塑和界定的。季进的研究谱系，从具体的作家作品论到宏观的学术研究，也暗自生成了一个微型但类似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回音室”。他有意消弭我们在与世界对话时的焦虑——这种焦虑源于对自我身份的不确定性。季进的文学评论，正视了这种不确定性是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图景的必然属性，因为不同文化间的壁垒虽不可消除，但是在互相的对视中，彼此的特点会因为碰撞而愈加明晰。因此，世界文学本身并非一个工整的封闭的系统，而是一幅不规则的、不断变动的地形图。恰如柯律格在《回音室》的引言中提到的：东西方文化相遇的因缘际会，会让我们发现其中的关联源自“共同的历史，也来自不可预期的平行发展，以及不可思议的协调时刻”。《世界中的当代文学》这本论文集，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者和研究者演绎了一种“东西方文化相遇”的可能。

（作者系《上海文学》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