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仁宝
2025年以来，“大文学观”成为学界热议话题。与“大文学观”并行的是近年兴起的“文学绘图”研究。“文学绘图”概念的“核心是将写作视为绘图行为，强调作家选择性地勾勒空间细节，同时，读者在解读文学地图时，结合自身的文化经验，重新构建对空间的认知”。作为“雕塑大武汉”的主题创作任务，《造城》的作者林东林以武汉地标为底图，以文学人物、文艺事件、文化脉络为元素，重新绘制出“虚在”的武汉地图。某种意义上说，这不啻为大文学观视野下的一次文学绘图实践。
在《造城》中，作家林东林兼具亲历者、参与者、组织者、访谈者等多重身份，多重身份、不同视角，使其既能入乎其内地切身体验，又能出乎其外地客观评说。作品打通了艺术边界，将文学、音乐、美术、戏剧、书法等艺术样式全部纳入写作框架，呈现完整的文化生态谱系；在具体的写法上，作者也有意识地突破报告文学单一文体的束缚，把历史学、地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相关的内容融入其中，实现了文类跨界与学科跨界。《造城》写作中对“大文学观”的践行，与作家的“大读者观”密不可分。作者对作品可读性的重视，对更多“文艺造城”参与者的期待，必然也会涵养出庞大的读者群。这一群体除了传统意义上的文学读者，“还有无数对文学有兴趣的人、以不同方式参与文学话题的人、在多种艺术门类中获取‘文学性’滋养的人，乃至对‘文学周边’感兴趣的人”。这种“大文学观”视野，使得《造城》的写作跳出了以往作品关于武汉书写的单一视角，将武汉地标建筑、文化空间、生活空间等城市空间载体，与作家的生活、艺术家的创作深度联结，实现了个体生命史、文艺现场史、城市转型史的有效融合，共同构成了关于武汉的诗意表达，同时也提出了一个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命题：当一座工业老城走向文化都市，文艺如何发挥根本性、持久性的建构作用？《造城》以“文学绘图”为方法对这一命题进行了回应。
《造城》对大武汉的“雕塑”与“绘制”，主要聚焦于“城与人”两个方面，“经由城市文化性格而探索人，经由人——那些久居其中的人们，和那些以特殊方式与城联系，即把城作为审美对象的人们——搜寻城”，而对“城与人”之间文化连接的探寻与构建则成为了作品更深层次的目标。因而，《造城》对武汉当代文艺全景图的呈现可从人物群像、空间地理、精神文脉三个层面予以把握。
人，作为城的灵魂所在，是城历史的承担者，是城文化的阐释者。《造城》的人物绘图，不是传记汇编，也不是采访实录，而是以代表性人物为坐标，以点带面绘制城市文艺生态总图。12位文艺家经过作家精心遴选，覆盖武汉具有代表性的文艺领域。虽然“对这座城市的文艺行进历程具有推动作用的，远远不止于他们”，但以12章节铺排12位文艺家故事的叙事结构或叙事策略，已可窥见作者总体性追求的叙事野心。12个人物，不是12篇孤立文章，而是地图上的12个坐标，共同拼出武汉文艺的完整版图。
具体到对每一位文艺家的绘图，也可以看出作者对总体性的追求。简略的叙述中不仅可以厘清文艺家的生命轨迹，也可以梳理出文艺家艺术创作的流变轨迹，还可以品析出文艺家与武汉这一城市的融洽与疏离关系。《楚声——记夏青玲》以三个名叫“横店”的地方对楚剧表演艺术家夏青玲的艺术人生地图进行了绘制。出生长大于楚剧之乡黄陂“横店”，学习楚剧于钟祥“横店”，主演楚剧电影《向警予》于浙江影视基地“横店”，夏青玲不仅走出了自己的阳光大道，也让楚剧走上了“万里茶道”。正是夏青玲等一批楚剧演员的艰辛付出，才使这一剧种得以传承，并提升为城市精神韧性的象征。《归来者——记郭小琳》以空间流动为线索实现了对郭小琳人生轨迹的绘制。从香港中文大学求学、403国际艺术中心红椅剧场担任经理、北京“小不点大视界”的职场历练，到回归武汉创立亲子戏剧品牌“小小一剧”与“栖息地剧团”，郭小琳的个人轨迹恰好对应武汉小剧场与亲子戏剧从无到有的十年。《匪大——记匪我思存》对网络作家匪我思存的绘图侧重于创作转向与身份转型。从“虐恋”到“甜宠”的创作转向，从网文作家到双羯影业创始人的身份蜕变，匪我思存们的“网络文学创作和影视剧开发让武汉在这波影视浪潮中不但没有掉队，反而还呈现出了其他很多内地城市少有的气象”。
将12个人物、12篇文章串葫芦式有效连接的是城市地理空间，是经由作者行走、体验过的地标空间。每篇人物小记前面都有几张关于武汉地理空间的插图、介绍及评点。因而，空间绘图也就成为了《造城》隐在的叙事线索。《造城》以武汉三镇四岸为底图，将物理空间转化为文化空间，使城市变得可阅读、可行走。作者将重要文化空间视为“地图节点”，每一节点都承载特定文化功能。作品关于地理空间的绘制，是与人物命运、文艺实践深度绑定的。空间成为人物的精神延伸，人物成为空间的灵魂注入者，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人—城—文艺”的空间共生。作者的参与、行走、评述，又使得这些孤立的点状地标连接成线状地图，进而叠加为一张可漫游的城市文艺地图。除了正文本外，作品副文本以“我”的视点呈现对不同地理空间的观察与体悟，结构上类同于报告文学作家田天所说的“桥型结构”。作品在空间绘图中对点线结构的设计、对人城关系的凸显、对文化元素的引入，使得有关空间的叙事既避免了城市书写的空泛抒情，也避免了地方志式的材料堆砌，实现了结构性、纪实性、审美性的统一。
如果说作品对人物群像图和空间地理图的绘制，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武汉的整体性重造；精神文脉图的追溯与绘制，则让城与人的关系更为密切，绘制出的武汉图景也更为立体。作品对黄鹤楼空间的绘图，着意凸显的是其“富集的人文层累”，想到的是“古往今来的与这座楼有关的那些诗词文章”。对黄鹤楼诗脉的当代接续者张执浩的叙述，则详叙其两本诗学随笔集，在此中探寻当代诗人接续古典诗脉的轨迹。作品对古琴台空间的绘图，着力挖掘的是作为文化符号的“俞伯牙、钟子期和他们所缔结的那种‘知音精神’”，与之相呼应的是传承传统曲脉的楚剧表演艺术家夏青玲。漫步于古琴台，夏青玲自然而然想起“高山流水”的知音佳话，并以此生长出演剧的成就感。而与古琴台咫尺相望的地方形成了一条文化艺术带，繁衍、哺育着这座城市的美术、音乐、戏曲等文艺种类。围绕古琴台的空间绘图瞬间具有了纵横交错的艺术底蕴。通过对这些文脉的梳理与构建，作品为读者复原出一座有人文层累、有厚重文脉的武汉形象。总体来说，《造城》对武汉精神文脉图的构建，让武汉的文艺地图拥有历史纵深感，证明当代文艺并非凭空而生，而是3500年建城史的精神延续。
《造城》不仅是一部武汉文艺志，更是一份城市精神宣言：一座城市的魅力，不在景物，而在人与城间特有的精神联系；一座城市的真正崛起，不在高楼，在于人、城、文的共生。只有“在人与城间构建文化连接，才能实现人与城的双向奔赴、共同进步”。《造城》对于城市诗学建构的意义在于，它以实有之人、实在之城幻化出一座丰盈的文艺之城。这一丰盈的文艺之城没有终极的“解”，需要更多人投身其中，给予其无穷多样的解释。只有这样，文艺武汉才能更为博大，才能有效拓展“大文学观”的边界。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