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千锤百炼人”
1975年6月27日，时隔30余年，冰心重返位于昆明呈贡的默庐。当晚，她用平静的笔调在日记中写道：“前门已拆掉，改建成向北的三排房，和山上的解放军建筑相对。我们的住屋仍在，我住的屋子西窗已看不见昆明湖了。有山上的大礼堂拦住。主人姓李，是一位年轻的妇女，屋子摆的很整齐。”整段日记只是如实记录了建筑格局的变化，没有内心的剖白，也没有情绪的渲染。在珍藏于冰心文学馆的日记手稿里，这部分字迹一如既往地笔锋沉稳、隽秀工整，甚至从头至尾都没有一处涂改。在结尾处，冰心特意附上了旧时呈贡八景的说法（日记中写作十六景），并用红笔重点标注了“渔浦星灯”和“凤岭松峦”二景。然而，在发表于1940年初的《默庐试笔》中她却是这样描述的：“我的寓楼，后窗朝西，书案便设在窗下，只在窗下，呈贡八影，已可见其三，北望是‘凤岭松峦’，前望是‘海潮夕照’，南望是‘渔浦星灯’。”三景中有两处都依托于滇池，即日记中所写的“昆明湖”，也许正是由于再不能从西窗远眺滇池的遗憾，让冰心在之后的标注中刻意漏掉了“前望”一景，又或者，这不过是因时光久远，记忆模糊罢了。
1939年的默庐，西窗外，有八百里滇池奔来眼底。在冰心一家到来之前，它叫作“华氏墓庐”，是斗南村华氏用于祭祀祖先的临时居所。自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相继沦陷之后，西南联大、中法大学等大批高校选择在昆明这座西南边城落脚，众多知识分子也随之而至。冰心的丈夫吴文藻在此时应熊庆来的邀请，到云南大学开办人类学讲座，冰心一家遂加入这场声势浩大的知识分子迁徙运动之中。然而，即便身处大后方也不得片刻安宁。武汉失守后，日军对包括昆明在内的中国西南后方城市接连发动空袭。国将不国，家不成家，朝不保夕。许多教师眷属被迫转移至昆明郊区的呈贡居住，冰心一家也同西南联大国情普查所众人一起挤住在呈贡文庙。所长戴世光特别为冰心居室书写了一副楹联：“半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千锤百炼人。”但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几经辗转，他们租下了位于三台山山腰的“华氏墓庐”。冰心有感于四周环境清幽，是战乱中难得的僻静之所，遂取谐音，将“墓庐”改为“默庐”。
吴文藻在云南大学有教学任务，只能每周末骑马回家探望一次。照顾家庭的重担几乎全部落在了冰心肩上。除此之外，她还要在呈贡简易师范学校义务授课。即便如此，她在信中仍乐观地表示：“对于我们的环境万分知足，生活比天还高，可是我们的兴致并不因此减低。”
的确，冰心在《默庐试笔》的开头便写道：“呈贡山居的环境，实在比我北平西郊的住处，还静，还美。”前廊看风雨，西窗看晚霞，林中携书独坐，“淡云来往，秋阳暖背，爽风拂面，这里清极静极，绝无人迹”。因此她觉得默庐周遭的眼界“爽然没有遗憾”。然而这一切的描述都居于“我为什么潜意识的苦恋着北平？我现在真不必苦恋着北平”这句的总括之下，与其说是对昆明、对默庐的赞美，不如说是冰心在战乱流离中的自我说服，她将无法释怀的眷恋转化为对眼前生活的接纳，以期完成对自身处境的精神调适。“我口说在想，心里不想，但看我离开北平以后，从未梦见过北平，足见我控制得相当之决绝”，“决绝”一词带有斩断、割舍的极端意味，冰心勉力压制住对北平的思念，她不能想，也不敢想。一旦想起，脑海中熟悉而亲切的人物和景象“突兀变换，不可制止”，最终总会定格在景山顶“庆祝徐州陷落”的灯彩上、天安门前拖着太阳旗走过的学生上，还有西直门城楼里日本兵扭曲张狂的笑脸上。潜意识里的“苦恋”恰恰让意识层面的“决绝”显得徒劳。她本欲借默庐的静美冲淡愁绪，未及惊觉，北平已从笔端冒了出来，默庐的生活看似安稳，可她的内心实难平静。
“北平死去了！我至爱苦恋的北平，在不挣扎不抵抗之后，断续呻吟了几声，便恹然死去了！”冰心视北平为一个有呼吸、有体温、有尊严的生命体，用“死去”而非“沦陷”来形容，更赋予其“呻吟”“恹然死去”的生命流逝过程，城破的现实化为切肤之痛，这里描写的北平是血泪交织的。
在《摆龙门阵——从昆明到重庆》里，冰心换了一种语调：“喜欢北平的人，总说昆明像北平，的确地，昆明是像北平。第一件，昆明那一片蔚蓝的天，春秋的太阳，光煦的晒到脸上，使人感觉到故都的温暖。”昆明的秀美风光毋庸置疑，但它的“美”离不开和北平的“像”，因此每当眼前的景物与故都风物重合时，冰心在稍觉熨帖之外，更感到难以抑制的怅然若失。这种委婉隐忍的情感恰好与《默庐试笔》中的直白激烈形成对照。
大约同一时期，冰心给老友梁实秋去了一封信。在信的开头，她叙述了自己因心神不定而不能持续产出作品的苦恼。接着，她倾诉：“在此居留七八月，Main Street风味，渐渐的会感到孤寂。”Main Street意象出自美国作家辛克莱·刘易斯的同名代表作，直译是“大街”，却可引申为小镇的单调乏味。冰心坦言：“呈贡是极美，只是城太小。”从文坛中心北平猝然跌落到西南山间，新鲜感过后，剩下的就是孤寂，于是冰心自嘲：“我有时想这不是居处关系，人到中年，都有些萧索。”
“今天不好，总有明天可以盼望”
比萧索更深重的，是一桩冰心不愿提及，但从未真正释怀的伤痛。1940年，在冰心一家准备离开昆明前往重庆时突传噩耗：她滞留在北平的父亲谢葆璋去世了，她没能见到父亲最后一面。在当时冰心没有就这件事留下任何抒情的文字。但1975年的西南之旅，在故地重游的三天前，她于日记中写道：“十一时多睡着，梦见回到呈贡，又梦到父亲去世，哭醒过来。”当年国破与家亡的双重阴影在这个时空的默庐交汇了。她曾引用杜甫的诗句“海内风尘诸弟隔，天涯涕泪一身遥”来抒发离愁，父亲的去世让她成了诗中那个真正的“一身”。
但冰心没有任由阴影填满内心，她给另一位已不可考证的友人写信，其间自述“无恒产而有恒心”，“前途很难预测，聚散也没有一定，所准知道的只是一个信念，就是‘中国不亡’，其余的一切也就是身外事了”。这封信写于病后。她在一星期内接连吐血四次。尽管拖着病体，她仍不忘用“中国不亡”鼓舞自己，同时也宽慰友人。而在《默庐试笔》的结尾，她一改前文的愤懑颓唐，用激昂的文字宣告：“我要掮着这方旗帜，来招集一星星的尊严美丽的灵魂，杀入那美丽尊严的躯壳！”整篇文章先抑后扬，让最后这句充满战斗性的宣言极具感染力，那是一种怀抱希望，并为之斗争的力量，就像春光常在的昆明，“今天不好，总有明天可以盼望”。
除了胜利的信念，还有冰心作品中一以贯之的主题——母爱。在同一封信里，她写道：“小孩子们无忧无愁的，叫人看了又高兴，又似乎有点难过。”作为一位母亲，她高兴的是童心未被战火吞噬，难过于孩子们将会面对怎样的世界。在致叔昭的信里，她写得更具体：“二妹是像一只扯着满帆的船，到处驶，到处触礁，可是一天总是笑嘻嘻的，乱离时代，小孩子是个累赘，也有时是安慰，凡事都有两方面，是不是？”在天真无邪的孩童眼中，就连敌机都是“带响弓的鸽子”，他们的惊惶能轻而易举地被大人们善意的谎言揭过，所以即便预感“我们这一辈人都不会活到老年”，冰心却更坚定：“为孩子们打出一个更光明的国家。”
默庐不仅是冰心一家的寓所，还是大后方知识分子雅集的据点。冰心曾生动地记录下迎接客人时的有趣画面：“孩子们和我就都走到城楼上去等候文藻和他带来的客人。只要听到山路上的得得马蹄声，孩子们就齐声地喊：‘来将通名！’一听到‘吾乃北平罗常培是也’，孩子们就都拍手欢呼起来。”除了罗常培，冰心一家与费孝通、杨振声、郑天挺、沈从文等也时有往来。
在《摆龙门阵——从昆明到重庆》里，冰心兴味盎然地刻画了这群南渡的“穷教授”：“他们自比为落难的公子，曾给自己刻上一颗‘小姐赠金’的图章。他们是抗战建国期中最结实最沉默最中坚的分子。”此时的昆明群星荟萃，大批从北平南下的知识分子在这里“抵掌论天下事，对于抗战有信念，对于战后的回到北平，也有相当的把握”。他们着“一件破蓝布大褂，昂然上课，一点不损教授的尊严”，用幽默对抗轰炸，给防空壕门口贴上“见机而作，入土为安”的春联。他们“穷而不酸”，坚守着战火中中国知识分子的风骨。
《诗经》有云：“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原意是表达女子和心上人重逢时的喜悦心情，后世则用来比喻君子在乱世中持守节操、不废吟咏。彼时的中国风雨飘摇，偏居西南的众多知识分子却依然笔耕不辍、身体力行、守望相助，竭力在黑暗中发出声音，试图撼动这个庞大的世界。冰心在书信中写道：“我长记得西厢一节‘有一日柳遮花映雾障霭屏……’那种踌躇志满之状，我们也只可以那种境界为想象中之目的地而前进了。”这番话是他们共同的思想写照，怀着金瓯无缺的信念，想象着胜利后的日子，然后埋头苦干。就此而言，默庐聚会更像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精神交往的缩影，“风雨如晦”是现实背景，“鸡鸣不已”则是他们的应对方式。
《默庐试笔》中的一句话或许可以看作冰心对那段岁月最真诚的总结：“我的心灵时刻的在自警说：‘不，你不能想，你是不能回去的，除非有那样的一天！’”所幸，她等到了那一天——在飘扬的旗帜下，她能够“抖拂身上的怨尘恨土，深深的呼吸一下兴奋新鲜的朝气”。晚年的冰心，曾在1975年6月24日同随行人员商量，能否顺路去呈贡三台山看看默庐，在那天的日记中她写到想给三个孩子写信，“谈谈自己的万千感想”，告诉他们“要奔向革命的最前线，比枯守在北京好得多”。这份对子女的殷切寄望，恰好是默庐岁月淬炼出的最朴素的答案。
在写于1982年的《忆昆明——寄春城的小读者》中，冰心终于可以抛开北平的影子，用更纯粹的目光回望昆明。这座城市此刻在她的笔下拥有了独立的、无需比附的光彩：“对这座四季如春的城市，我的回忆永远是绚烂芬芳的！这里：天是蔚蓝的，山是碧青的，湖是湛绿的，花是绯红的。空气里永远充满着活跃的青春气息。”
（作者系冰心文学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