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件文物的疑惑
文保实验室，可以说是“文物医院”里的“化验科”，最基础的任务就是为现代文物修复提供检测分析。不知不觉间我已在故宫博物院工作十几年了。也说不上从什么时候起，来实验室预约检测的修复师越来越多了，慢慢地把我们从过去的幕后推向台前，直接参与文物的修复和研究工作。但即使这样，当我第一次见到那件簋式炉的时候，还是非常惊讶。
那是一件铜胎掐丝珐琅。顾名思义，它在形制上很像簋，和北京东直门内簋街路口摆放的那件雕塑颇为神似。它的通高不过20厘米，带龙状装饰双耳，铜胎通体鎏金。器身和耳部装饰着掐丝珐琅缠枝莲纹，硕大的莲花在腹部层层绽放，与枝叶相互缠绕、连绵不断，呈“S”形或波浪形连续展开，中间还掺杂有花叶与花苞。整件器物带着一股扑面而来的华贵感。炉底上双龙盘绕，拱卫着中间錾刻出的楷书六字款“大明景泰年制”。龙纹、金水、字体、工艺都没问题，可我却有些迷茫，怎么偏偏是景泰款？器腹上古朴圆润的莲花、层次分明的大辣椒叶，到处是元代掐丝珐琅的典型特征。我的视线在炉底和器腹之间反复切换。可事实就摆在眼前，元代特征的器物上錾刻着明代景泰年的款识，中间隔了将近100年！这时回头再看器物本身也越看越不对劲，口沿、器物、圈足并不是浑然一体，尤其是口沿和腹部珐琅釉色看起来并不相同。
这类珍贵的文物照例不能取样，只能先用X射线荧光光谱仪和拉曼光谱仪做个常规无损“体检”。前者能检测出材料具体由哪些元素组成，而后者则能给出元素具体存在的形式。就像铁锈能测到含有大量的铁元素，而拉曼光谱仪能解释清楚铁元素具体是赤铁矿还是针铁矿，两者配合先看看珐琅釉的配方组分是否有什么玄机。随着屏幕上光谱曲线一点点绘制出高低起伏的峰谷，我的心一点点下沉，光谱指纹给出了清晰的结论——器身口沿的珐琅釉料和器腹存在明显的区别，两者不是同时同地制作的。这件器物是“故”字号的，也就是说是清宫旧藏文物，因此几乎不可能是后世鱼目混珠伪作，元素检测也能说明虽然两者配方不同，但仍然都是典型的19世纪之前的古代珐琅釉体系，和现代的低铅或无铅釉料完全不同。那，这两部分是怎么回事？
在没有新线索的情况下，只能去查找过往的检测档案。在日常工作中，经常有需要保养或修复的文物需要进行检测，实验室的管理要求每一件文物的检测最终都要形成报告并进入文物修复档案。我的目标是那些在同一件器物上发现有不同配方的珐琅器。果然就在前不久，一件参加展览的铜胎掐丝珐琅龙耳瓶的检测报告中有备注，器物颈部珐琅釉料有风化，成分与其他部位存在区别。看到调取出器物照片的第一眼我就知道，这件龙耳瓶和簋式炉，一定有联系。
龙耳瓶主体呈梨式瓶（胆瓶）造型，颈部细长，束颈，两侧对称置鎏金双龙耳（螭龙耳），龙首攀附于颈肩衔接处，龙身向下延伸，尾部翻卷成优美的S形。通身装饰有掐丝珐琅，底色为孔雀蓝釉。颈部饰缠枝花卉，腹部满饰缠枝大莲花纹，花朵饱满，花心与外围花瓣层叠放射，采用不同颜色装饰，同时花枝以藤蔓状连绵缠绕。最关键的是瓶中间有一圈突兀出现的肩部，环绕一周莲瓣纹，看似起到承上启下的过渡作用，但颜色和上下部分存在明显区别，釉质也显得粗糙，存在很多砂眼。翻看检测记录，果然这一圈肩部的釉料成分中铅等元素的含量明显低于周边发色明亮的釉料。再一看器物底部，果然又是“景泰年制”四字款。景泰，为什么又是景泰？
景泰款的历史迷雾
景泰是明代第七位皇帝代宗朱祁钰的年号，掐丝珐琅的俗称“景泰蓝”正是和这个年号有着密切的关系。明末清初孙承泽在《天府广记》中记载了当时古玩界追捧的几大“时玩”：“至内造如宣德之铜器，成化之窑器，永乐果园厂之髹器，景泰御前作坊之珐琅，精巧远迈前古，四方好事者，亦于市内重价购之。”这是目前最早的关于景泰年间珐琅的记载。而“景泰蓝”这三个字的称谓，则要到雍正六年（1728年）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才出现：“其仿景泰蓝珐琅瓶花不好。钦此。”
其实学界早就发现了景泰蓝身上背负的谜团。1981年，故宫博物院的杨伯达先生发表文章，系统总结了故宫所有馆藏掐丝珐琅中出现的景泰款样式。结果显示景泰款有多处反常现象。首先就是数量，景泰年号只使用了7年，可是却出现了32种不同的掐丝珐琅款识。相比之下，在位时间长达45年的嘉靖只有一种款识，哪怕在位时间最长的万历也只有3种。其次就是国力，景泰帝接手的完全是个烂摊子，他的即位本来就是因英宗被俘虏而仓促进行的，土木堡之变导致整个大明朝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即使北京保卫战最终胜利，可瓦剌威胁未完全解除，仍牵扯帝国大量的资源，可谓国力空虚，内忧外患，各类御用器的生产都陷于困境，哪里有人力物力制造成本高、难度大的金属胎掐丝珐琅器，而且在工艺上登峰造极呢？围绕景泰款珐琅最大的问题就是改制痕迹明显，大量学者发现和景泰款相关的器物上，肉眼观察颜色、器型等即可推断器物有后加工的痕迹，甚至有不同器物拼接在一起的可能。正因为如此，围绕在景泰款掐丝珐琅身上的迷雾越来越重。有人说景泰帝为坐稳皇位，证明本朝文治武功，直接在前朝器物上加款据为己有，有人说景泰朝改进了配方才是掐丝珐琅兴盛的起点，还有学者证明直到清代宫廷掐丝珐琅仍有制作景泰年款的习惯。众说纷纭之下，反倒没有人能说清楚，到底哪些真的是景泰本朝制作的掐丝珐琅。我不确定能否解决景泰珐琅的所有疑问，但眼下我只想知道，这件簋式炉和龙耳瓶身上出现的不同釉料配方，到底是不是拼接造成的。
用新技术进行文保实验
其实从器物表面能够发现一些蛛丝马迹，在簋式炉的腹部，有七个圆形区域的颜色和周围存在微小的色差。这里的色差区别并不是像炉口沿和腹部那样由不同釉料配方导致，而更像是一种修补，用蜡之类的介质混合颜料调配出和周围珐琅相同的颜色，小心翼翼地想要掩盖什么，乍一看非常容易忽略。为了尽早揭晓答案，我们决定直接用CT透视整个器物。文保实验室的CT和医院里的CT原理上完全相同，都是用计算机精确控制X射线的照射位置，最终实现透视并重建内部结构的三维模型，但金属、陶瓷等无机文物的材质密度通常比人体的要大，需要远超医用CT的能量才能穿透。我们实验室配备的CT，其管电压可以达到医用CT的2倍以上。
CT虽然好用，但给文物做一次CT其实是一件相当麻烦的事。除了向文物管理部门报备、制定方案这些常规手续之外，给文物“系安全带”这一步就非常消耗时间。由于当前设备的局限，在扫描过程中，文物要在CT机内部经历一定程度的位移。虽然这段旅程的“车速”只有不到0.1m/s，但对于文物来说没有任何风险可以接受。每件器物的大小形状都不尽相同，因此几乎每件器物都需要定制个性化的固定方案，哪怕一切就绪，扫描和数据重建的过程也要耗费数小时，一次扫描的数据大小都是十几个GB起步。
CT扫描的结果在我们的意料之中。炉口沿和圈足能明显看到通过物理嵌套结构连接的痕迹，可是所有人看着在器腹上出现的7个洞，都陷入了沉默。准确来说，它们并不是完全贯通的空洞，而是由于金属胎体和珐琅釉料的缺失导致这一区域密度比周围小了很多，之前被蜡封住勉强维持着表面的形貌，可实际内里已经被挖去了整整一层珐琅和金属。这7处孔洞并不是随机排列的，而是上四下三，上方四个两两为一组，在同一水平面上相对排列，下方三个空洞接近半圆，呈三角排列。器物研究经验丰富的老师一眼就能看出，这几个孔洞的位置原本应该有其他的零件，上方四个正好是两只耳朵，下方三个正好是三足，合在一起恰好是一只朝冠耳三足炉。
经过了近600年的时光，今天我们面对古人留下的这个“补丁”已经无法肯定这样做的理由，只是知道曾经的一件朝冠耳三足炉被有意地剥去零件，改头换面成为一件器物的腹部，并在上下方各添加了一部分用完全不同配方新烧制的组件，最终变成了今天呈现在我们眼前的簋式炉。或许这只是一次高级的“废物利用”，原来的朝冠耳炉也许本身损毁，工匠挑选了尚且完好的部分拼凑出了一件新的器物。也可能是国家财政到了入不敷出的阶段，削减了珐琅这种奢侈品制作的预算，导致工匠只能利用手上旧有的前朝器物改制成新的器物交差。
这件簋式炉的研究工作告一段落，我们把推断出的器物制作过程做了一个短片。后来这件簋式炉还入选了2021年“万年永宝——中国馆藏文物保护成果展”。但我觉得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释清楚，我们检测到的不同釉料到底是分别属于哪个朝代的？是哪位皇帝下令开始了这项改制工程？到底是清代“废物利用”还是明代国力不济的无奈之举？这个名为景泰款的谜团，恐怕将会伴随我一段时间了。
（作者系故宫博物院文保标准部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