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世鹏

冉正万的中篇小说《青岩》有以下几个精心设置的向度。一是风物志。他在近几年写的《白沙巷》《鲤鱼巷》《洪边门》等一系列作品，旨在以故事的方式完成对地理风物的真实勾勒，就像乔伊斯对都柏林的书写，帕慕克对伊斯坦布尔的书写一样。这为虚构的文本强化了现实的“及物性”和真实感，同时也为日后的“文学寻踪”建立标识。当然，对于小说写作而言，这往往是附加的，无论写作者为此下了多深的“实证功夫”，都不能盖过小说的主旨性和故事性。《青岩》同样遵循这一创作原则。第二个向度是历史。小说叙事依托抗战大历史展开，将偏远地域的命运融入民族危亡的时代洪流。作者考据扎实，对史料的运用颇为出色。历史方志资料、浙江大学西迁教授的生平与经历等素材，都自然融入文本。让史料成为小说叙述的“有机体”并成为故事中有光泽的部分，极为考验一个作家的能力和耐心。历史背景是《青岩》的叙事幕布，也是牵动故事的着力点，既是“远”的也是“近”的，远近交织、虚实共生，兼具现实影响，也与特殊的时代历史保持距离。凭借这样的处理，作品跳出了抗战历史题材的写作窠臼，与大多数书写抗战的历史小说有所区隔。第三是知识分子向度，亦是小说的核心所在。作品塑造了“文军长征”中的知识分子群像，展现他们的求知热忱、家国情怀、良知与勇毅，以及在困顿生活中不变的理想，还有在热血救亡与知识救国之间的徘徊与抉择。

小说以战时落户湄潭的浙大知识分子的生活为核心，开篇却采用悬疑叙事，首章落笔“青岩交通站”，主角侯庚辰奉命追查为日军轰炸递送情报的间谍。以侦探悬疑切入，刻意营造紧张感。这一叙事设计可视为作品的第四向度，进一步拓展了文本层次，让内容更显繁复多元。循着线索，侯庚辰将怀疑对象锁定为苏步青教授的日籍妻子松本米子。这一推断合乎逻辑：她身为日本人，通晓两国语言，既能接触科研成果与机要信息，也具备联络日方、操作机械与电台的能力。借侯庚辰的视角，作者带领读者深入体察苏步青、松本米子及一众浙大师生的日常百态，窥见他们身上独有的精神特质。冉正万设置的叙事波折，不仅带来新颖的阅读体验，也让读者在解谜过程中沉下心细读，唯恐遗漏关键细节。侦探线索的融入，持续提升阅读趣味，也让作品对文军生活中知识分子精神品格的刻画，得到更充分的传递。而一路随夫西迁、安于清贫、默默坚守的松本米子，也由此赢得读者敬意。将视角转向侯庚辰本人，同样能发现诸多耐人寻味之处：他心怀家国，有着自己对抗战救亡的理解，行事不落俗流，还私下研读进步书刊。对于这条人物线索，作者并未铺展开写，而仅以只言片语稍作点染，结合时代背景，更引人遐想。

书写这样一个有着历史感和真实感的小说，书写那样一群在中国文化史、科学史上的真实人物，将虚构性带入其中而又不伤其真实性，对写作者来说都有难度。作家需要在真实与虚构之间寻求恰当、有效又最具魅力的平衡，不能为真实人物“添加”不属于他的东西。随着时间和历史的推移，那些真实人物的日常生活大概已只剩梗概，无法还原，可小说这种文体又特别需要日常的、细节的、有质感的内容。冉正万的《青岩》巧妙地找到了合适的书写方式：整体性的多元叙事视角。小说中，侯庚辰在言说，松本米子在言说，苏步青在言说，夜行者在言说，一座山、一条河甚至一块肉都在言说——万物以“有限视角”说出自己的看见与发现，各自呈现故事中最需要的局部。如果将拼图中的每一块都安放进合适的位置，我们就会发现这部小说的整体性言说，以及通过这种方式说出的真正用意。

我经常被问到这样一个问题：小说的写作应使用怎样的技法，是不是“无法”才是最好的法？是否使用了陌生的技法，摆出多重的新花样才是最好的？在我的认知中，最好的技法往往是，根据你要说的话题、内容和故事性要求，反复推敲之后，找到的那个最便于你腾挪、最能表达你想要言说的话题，也最有保障将冲击力“送到位”的技法。对任何一部小说，匹配、有效、最能表达作者心中所想的技法往往就是最好的技法。无疑，冉正万找到的这种分视角交叠叙述的方式是最适合《青岩》的。它避开了可能之短，放大了可能之长。作品在视角转换的过程中有意出现的“再次”和“重复”也值得关注，既保证了故事的连贯感和推进感，也使得小说真正想要言说的内容有了较为清晰的表达。这部小说有着太多的“意义褶皱”，它说出的其实远比我提及的要更为丰富和复杂。

（作者系文学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