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尔吉·原野的近作“万物有信书系”包含三部书信体作品，分别是《土拨鼠给闪电写信》《沙粒给云雀写信》和《喜鹊给麦穗鱼写信》，共收入150余封信件，可以从万物启迪、传统追怀、诗性语言三个方面解析其独特的艺术魅力。

来自万物的启迪

作者构造了一个万物有灵的世界，让万物相互诉说。写信者既包括动物、植物等生命体，也包括车辙、沙粒等非生命体。同时，写信者并非只有自然之物，也有火钩子、筷子、戒指等人造器物。比如，作者正是借助火钩子的视角，描绘了牧民一家的温馨生活；又借助戒指和蝴蝶结的视角，刻画了牧区女性的坚韧形象。可见作者并非拒绝人事，而是希望人与物、人与自然之间保持和谐关系。

“万物有信书系”中的信件都是以两封为一组，有寄信也有回信，有疑问也有解答，创造了一种万物彼此对话的效果。正如高洪波在序言中所说：“这些看似天真的对话，实则是一场跨越物种的精神交响。”从另一角度看，这些信件也有共同的阅读者——人类。人类通过这些信件，聆听万物的心语，领悟万物的智慧。面对螳螂提出自己喜欢梅花鹿，进而想要变成梅花鹿的想法，辣椒耐心地劝导：“你是独一无二的，当好你自己才是你活在世上的使命。”泉水在写给风铃草的信中说：“温柔是大自然赋予生命最坚韧的力量。是的，温柔不是退却，不是软弱。它是勇敢和坚强。”这些朴素的话语既令人倍感温暖，也给人启迪。

万物有灵的哲学基础和文学设定使本书系具有儿童文学的特点，不少语段富于童真童趣。太平鸟问落叶松：“你的落叶堆了一地，这是你给谁写的信？……你把信写好，卷成一根松针扔在地上，等收信人来取，是这样吗？”这种表达不但契合儿童的心灵认知特点，还与书系的核心形式——信件——形成了很好的呼应关系。

这种童趣与书系的思想深度并不冲突。在花大姐（瓢虫）写给刺猬的信中充满了求知渴望，她提出的问题就像“十万个为什么”；而刺猬在回答一些知识性问题的同时，也谈及了世界的根本法则：“世界从来没有永久的主人，我们都是短暂的过客……我们在这里呼吸，吃到该吃的东西，喝到该喝的水就够了，尽量不去打扰其他动物、植物。”这是对刺猬生存法则的表达，也启迪着人类应如何自我定位、如何与万物相处。

物种与世界的关系也提示了本书系至关重要的生态主题。作者揭示生态恶化、物种濒危的事实，提醒我们警惕可能发生的生态危机。《土拨鼠给闪电写信》是整个书系的首篇作品。土拨鼠向闪电控诉了外地人对土拨鼠的屠杀，渴望闪电能够惩罚它们。这种情感是多么真实，但其寄托又是多么脆弱。在另一篇信件中，蜥蜴因被冰雹砸断了尾巴，写信给冰雹谩骂它。冰雹回复道，冰雹在查干包冷地区的增多与地表的植被覆盖率和湿度降低有直接关系，是人类过度砍伐森林、采矿的后果。冰雹说：“大自然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对的，大自然不会做错任何一件事。”这里的“对”并非一种价值判断，而是揭示了一种必然性和规律性，警示人类必须处理好草原地区生态与经济的平衡。

细读“万物有信书系”，不难发现一个根本性问题，即拟人化的万物是否真正能传达自身的想法？人类是否只是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万物？这种质疑当然是有道理的，甚至可以说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难题。但作者努力立足万物各自的特性来构思，尤其是试图以自然本身的视角来观察自然。黑桦树在给风滚草的信中写道：“秋天到来，然后进入冬天。天道轮回就是这样，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也不会颠倒顺序。”这是对自然规律的揭示，其中感受不到忧伤和惋惜，只有平静和淡然。作者努力克制自己的主体性，最大限度地贴近万物之本然，以此回应了上述难题。

对传统的追怀与坚守

“万物有信书系”为何要采取书信体的形式？这固然是为了便于呈现万物的心语，但形式本身亦可表达意义。德里达在专著《明信片》中宣告了电信时代中情书的消亡。情书自然属于书信，情书消亡是书信消亡的一个表征，而书信消亡又是电信时代或数字时代的媒介整体变迁的结果。在数字时代大规模地采用书信形式写作，暗含着对逝去时代和生活传统的追怀。

书系名为“万物”，但作者似乎有意排除了那些数字时代的典型之物。我们在书中找不到手机、电脑写的信件。这或许从侧面反映了作者对高速发展的数字时代的一种审慎的距离感。麻雀和拴马桩围绕搬家到城镇展开对话。麻雀说自己对土房子有很深的感情，不愿搬离，拴马桩则担心家里那匹枣红马的未来。“马喜欢草原，喜欢奔跑，喜欢喝河里的水，不可能在镇里生活。”马和拴马桩都是游牧文明的典型凝缩物，讨论马的归宿，也是在讨论整个游牧文明的归宿。鲍尔吉·原野是一位蒙古族作家，内蒙古的环境、地貌、风俗、文化一直是他书写的重要内容。信件中反复出现的乌力吉木伦河、博格达山、巴丹吉林沙漠等，都是真实的地理存在。当然，书中也有很多虚构的地名，如万度苏草原，它们是作者的文思与内蒙古地理图景融合所产生的想象空间。

在地理风貌之外，还有悠久的文化传统。书中的啄木鸟不断感应格萨尔王的召唤，不断追寻格萨尔王，这是对广泛流传于蒙古族的《格萨尔》史诗的礼赞；下眼皮所写的信件中还直接大段引用了《江格尔》史诗。作者对蒙古族的民族文化非常熟稔，也充满敬意，使其成为信件的互文本。黏豆包还在信中介绍了蒙古族的传统服饰，随后补充道，这是老年人的装束，年轻人则穿羽绒服。这看似不经意的闲笔，实则以小见大地展现了时代大潮中的坚守与变迁，透露出作者对民族传统消逝的惋惜。正如鲍尔吉·原野所说：“一个民族要管好自己的吃和穿，自己的马和牛羊，还要找到自己文化的传承人。”那些动人的信件中，饱含着他对蒙古族文化的深情和坚守。

对诗性语言的自觉追求

语言往往能形成一个作家或一部作品的根本特色。“万物有信书系”突出的语言风格便是在素朴中呈现诗性，这些诗意渗透在信件的各处。风滚草写道：“夏夜，天空有多少星星，草原上就有多少虫鸣。虫子们唧唧叫着，像在跟天上的星星对话。”星星和虫鸣并无事实性关联，并且前者是实体，后者是声音，但作者巧妙地构造了二者间的双重关系，一是数量上的比较关系，二是主体性的对话关系。这种关系的构造似乎改变了二者的性质，产生了灵动玄奇的效果。

在《蒙古栎树给勒勒车辙写信》中，作者写勒勒车辙不仅是为了写牧民打盐的历史经验和生活传统，也是为了显示车辙与长调之间的相似性，“长调落在草原上变成了车辙，长进草里”。这种联想在音乐和印痕之间建立了通感关系。枕头在写给雨水的信中写道：“酒也是水，他们暗中藏着火……酒里有神灵，遇到明火，潜伏在酒里的火跑出来燃烧。”作者在酒的内部构造了“水”与“火”的辩证统一。柏树在写给榆树的信中写道：“我们虽然不能见面，但你别忘了，风会把我的气息吹到你那里，我也会在风里闻到你的气息，那时候我们就像见面一样，像紧紧拥抱在一起。”考虑到草原特有的干旱、严寒等气候条件，读者眼前似乎耸立起两棵未曾谋面却共同生存的大树形象，他们在恶劣环境下默默坚守，彼此眺望，相互牵挂。柏树对榆树的诉说毫不煽情，却令人无比感动。这些语言与日常语言有着较大的差异，是典型的诗性语言。勒勒车辙在给栎树的回信中写道：“亲爱的蒙古栎树，你的信像一首诗。尽管我没读过诗，但诗就应该是这个样子。”作者将栎树的书信界定为“诗”，不仅是在诗歌与书信这两种文体之间寻找互文性，也试图借此讨论何为“诗”的本质，进而阐释自己的诗学观：只有自然、素朴、纯粹的文字才能形成真正的诗。在诗的背后，是一颗同样素朴、纯粹的心。

你有多久没有动笔写一封纸质书信了？让我们一起阅读“万物有信书系”，一起聆听万物的心语吧！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