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 琳
对于当下青少年而言，长征大多还是课本里的历史知识，难以从文字上的历史事件走进先辈的心路，并真切感知那份生死考验与艰难困苦。很多孩子知道湘江战役、遵义会议、飞夺泸定桥的时间和事件，却难以体会雪山上饥寒交迫的刺骨、草地上身陷泥潭的绝望，难以共情战士以血肉护信仰的赤诚。那些刻在史料里的艰难困苦，常因缺少具象的情感联结，没能变成触动心灵的感悟。
我们想为青少年撰写一部他们看得懂的长征历史书。不是复述一段教科书上的历史，而是要让新时代的青少年，通过一件件文物，看见那群鲜活的生命，如何在风雨如晦的年代，用双脚走出一条民族的希望之路。我们要让博物馆里沉默的长征文物“活”起来，用它们背后的故事，为当代青少年搭建一座通往长征岁月的桥梁。
从近千件馆藏长征文物中选择用24件文物串联长征史诗，并非易事。而更难的是，在这二万五千里征途中，选出蕴含着精神光谱——信仰如磐、无惧生死、乐观坚韧、战友情深、军民同心的文物。在梳理文物故事的过程中，我们提醒自己：要站在青少年的视角，用他们能共情的细节，替代宏大的历史叙事；用有温度的文物，消解遥远的历史距离。伏案数月，长征中那些斑驳污损的地图、锈迹斑斑的武器、磨损破旧的衣物、字迹模糊的日记，逐渐借着文字，借着那些筚路蓝缕、感人至深的故事，拥有了更多的重量和温度。
讲到长征出发这个重要的历史节点时，我们选择的是一件何叔衡送给林伯渠的毛衣。1934年秋的瑞金，“苏区五老”中的何叔衡和林伯渠在长征出发前夜，把酒话别。见天气渐凉，被留在苏区的何叔衡想到林伯渠此去旅途艰难，便脱下自己身上穿的毛衣送给了即将远行的老友，以抵御风寒。林伯渠收下毛衣，心中五味杂陈，当夜即赋诗《别梅坑》：“去留心绪都嫌重，风雨荒鸡盼早鸣。赠我绨袍无限意，殷勤握手别梅坑。”这件毛衣，不但记载了长征出发前离别的愁绪，还承载着浓浓的战友情谊。长征出发后，担任总供给部部长的林伯渠，一路上筹粮筹款，保证部队的给养，经常提着一盏马灯为战友们照亮行程。长征的苦难没有摧毁他的意志。他在《记长征马灯》这首诗中，表达了对革命必定胜利的自信与乐观：“总是前进好景色，目标注定有南针。”
“革命理想高于天”，这在长征中不是口号，而是一种信念。因为有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的存在，一切磨难都能被自信和乐观征服，牺牲也能成为一种真正的幸福。我们在很多长征文物中，都能看到这种精神。我们选择用陈毅创作的《赣南游击词》表现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历史。大风大雨大雪的日子，他们栖身森林和石洞里。风餐露宿，昼伏夜行，随时准备抵御敌人的伏击。即使“粮食封锁已三月，囊中存米清可数。野菜和水煮”，战士仍“勤学习，落伍实堪悲。此日准备好身手，他年战场获锦归。前进心不灰”，诗词把严峻斗争形势和豪放的乐观主义精统一起来，表达了对革命事业忠贞不渝的坚定立场。
这些文物中的故事，让长征不再是教科书上抽象的名词，而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一件件真实的事构成的生命史诗，是一首首充满精神力量的赞歌。
在整理资料时，捐赠者的故事常常让我们难忘。这些文物之所以能跨越近百年来到我们面前，离不开一代代人的守护与传承。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贵州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其中红一军团以一个师的兵力驻守黎平，请来了黎平县农民高树清为部队做向导。高树清将部队带到路团村后，便往回走。归途中，又遇到了另一支红军队伍，气喘吁吁的他顾不上休息，再次带领队伍一直走到地西村。到达目的地时，天色已暗，红军战士怕夜黑危险，再不要他引路。为了返程方便，还送给他一盏手提风雨灯。这盏灯，高树清拿回家后再没有舍得使用。当他捐赠给博物馆的时候，灯芯还停留在和红军战士分别时的那个瞬间。
《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布告》是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纲领、阐明红军的行动方向及要实现的目标的重要文件。它能保存下来，离不开布依族老人杨登凤不惧生命威胁的守护。1935年4月，红军长征来到了贵州关岭板袍村，村民都到深山老林里躲了起来，只剩下一位50多岁的老人杨登凤留守。怕打扰村民，红军夜晚在野外扎了营，天亮才进村。由于村中无人，也没有吃食，他们就喝了甜酒，还把银圆、纸票放在原来盛放甜酒的坛子里。他们给杨登凤讲解了布告的内容，里面写的“不拿群众一点东西，借群众的东西要送还”，让杨登凤相信“红军是工农群众自己的军队”。红军走后，老人悄悄地把布告揭下并藏在家中。地主勾结国民党军队前来追查，并以杀头相威胁，但老人始终守口如瓶。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将这张布告送到了博物馆。正是这份信任与赤诚，让久远的文物有了光辉，让逝去的岁月有了见证。当青少年读到这些捐赠故事时，便会感受到，长征精神的传承不仅在于铭记历史，更在于这份守护与传递的责任。
长征路上的英雄，既有叱咤风云的将领，也有默默无闻的普通战士，甚至还有“红小鬼”。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时，指挥员的平均年龄不到25岁。年轻的红二十五军多是由红四方面军烈士的子弟或遗孤组成的“娃娃军”。他们在长征途中，虽屡次遭遇重大挫折，却都没有减员，到陕北时，部队还增加了数百人；与党中央一度失去联系，也缺少策应，却确定了北上的正确方向，配合了主力长征。年幼的“红小鬼”以稚嫩的肩膀扛起了救护和后勤任务，跟成年战士一样，以难以想象的成熟和坚定，走完了长征路。
书中，我们选了一件印着“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工农银行”等字样的川陕苏区布币。它来自红四方面军12岁的“红小鬼”杨世才。长征出发前，他的母亲赶来试图劝他回家，但他坚定地选择跟着红军前行。他将布币留给母亲作为路费使用。1950年四川解放，历经长征路上的劫难，并在随后的枪林弹雨中存活下来的杨世才，几经打听才找到了母亲所在的楠木寺的小村子。那张苏区布币，作为对儿子思念的载体，她一留就是15年。
在创作过程中，我们无数次被革命先辈的忠诚与信仰打动，被文物背后的细节与温度感染。我们努力让每一个故事都有血有肉，让每一个人物都鲜活生动，因为我们希望青少年读到的不是枯燥的历史，而是能与自己产生共鸣的生命体验。
和平时代的青少年，同样会遇到挫折与挑战，同样需要信仰与勇气。希望当他们感到迷茫时，想想方志敏在狱中写下的《可爱的中国》；当他们想要放弃时，看看红军战士穿过的防滑钉鞋、吃过的野草；当他们享受生活时，不忘长征路上的艰难与坚守。希望通过这本书，让青少年与长征精神相遇，让文物背后的感动直抵心灵，让他们明白：青春的底色永远是奋斗，人生的意义在于担当。愿这些穿越近百年的文物故事，能成为照亮青少年青春征程的明灯；愿伟大的长征精神，能在他们心中生根发芽，指引他们走好人生的“长征路”。
（作者系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