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读到英国作家吉·凯·切斯特顿的《为侦探小说一辩》，其中一段话对我影响至深——“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断：我们的后代会拿紫红色的烟囱帽和色彩瑰丽的山峰媲美，会把路灯柱子看得和树木一样古老、自然”。在他看来，时代的内核不会有变化，或者变化甚小，变的只是材料，而材料也不过是一层色相。所以，侦探犹如王子，公共汽车犹如神船，屋宇犹如古堡，那些楼宇犹如丛林，黑夜里灯光闪闪，犹如魔怪精灵的眼睛。

在读到这篇文章之前的十九年时间里，我生活在新疆和甘肃的农场、小镇和小城。它们都有明显的半农半牧特征，即便有城市的建制了，但还是在学习成为城市，且很多时候，它们学得并不那么用心。我从这些地方来到了兰州，开始了解城市，学习在城市生活，并及时地读到这篇文章，它所持的观念就是我的武器。是的，没有什么不同，五星级酒店和大车店没有什么不同，商业综合体和村里的大商店没有什么不同，人和人没有什么不同，由此可以及彼。

还是不够，我需要有更多的材料来验证这个观点。本地的都市报满足了我的需求。从在学校广播站担任播音员开始，到成为单位的宣传干事，成为电视台的新闻播音员，又在媒体黄金时代的尾声，成为时事专栏作者，我每天埋头在报纸堆里，细读报纸，不停“合理地推断”，努力地拼图，以期“成为某个秘密——不论这秘密多么简单——的守护者”（《为侦探小说一辩》）。

《报纸拼图》的故事在那时候开始萌发。它不只是一个故事的结构，也是那时候我生活的结构。“拼图”是故事中人的行动逻辑，也是再度描绘这个行动的时候，行文的逻辑。现在看来，我就是在那个时候，重新确认了自己。既然“没有什么不同”，既然一切都是“平行移动”，既然那个秘密是如此简单，那我可以观察一切、接受一切，并和各种事物混改，不论是信息，还是科技。我是在无知无觉中，自愿开始我的“后人类”尝试的。

2002年到2011年间，我在几份报纸上开设了名为“晚报新闻”的专栏，重述我看到的新闻，并以我的想象补充新闻背后的细节。其中一篇，就叫《报纸拼图》，讲述的是我如何凭借报纸上的新闻拼凑出一个宣传干事的人生轨迹。这篇文章发表于2006年。2024年底，我开始把这个想法写成小说，张南淇、吴雪钢、武红逐渐在幽暗中浮现出来。一次借火，一次见面，一夜交谈，王祖贤在太平洋边上的狂奔，在这个版本里都已经有了。最后，这篇小说在2.6万字上收住了。

对于迷信写作速度的我来说，这是非常缓慢的一次写作。给吴越老师看了初稿之后，她提了几个问题，足有1000多字。她认为，现有的故事里，只有报纸拼图、窥见他人的人生这样一个推动力，这是不够的：“张南淇在开头充满了期待，后面这个期待的清晰是因为什么”“它是那种罗列式的，在罗列当中有一种平面的倾向……假如把这些案件呈现某种递进性”……张南淇和吴雪钢虽然见面了，但他们不见面也可以，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的关联，她建议我强化这种关联。我把这段文字复制下来，时不时拿出来看一看。几个月后，我大致想清楚了，再度动手写这个故事。这次，张南淇的同学徐金出现了。徐金的出现，让两条平行线成了吴越老师所说的“H型结构”。徐金成为一个“靶心，是所有无辜受害者的背影、缩影、聚点”。“枯泉连环杀人案”也出现了，并且成为重要的故事线。还有张南淇对徐金故事的重述、悠悠家的聚会等，都是这一版的新内容，“肋骨里的心跳改变了罗列”。就这样写到了6万字，最后发表在《万松浦》2026年第2期。

跨度一年，从2万多字到6万字，但我觉得这个故事还没有写完，我想说的话还没有说完。所以，下一步，我想把这个故事扩展成一个20万字以内的长篇。但不管怎么改动，有几个核心的因素始终没有变，在长篇里也不会变。

借用悬疑，回避悬疑。悬疑小说和影视剧关系正火热，并且形成了一套相对固定的叙事方式和人物关系。我在写《报纸拼图》的时候，是想回避这种叙事方式和人物关系的。因为我想写的并不是悬疑小说，我只是挪用了一些悬疑小说的因素，来引发阅读期待。所以，我找了一个新的视角和新的人物关系模式，让身为宣传干事的张南淇，去窥看吴雪钢和武红这两个警察的人生，窥看整个城市的细节，去认识它的黑夜。这种窥看也不是直接完成的，而是通过吴雪钢写的报道和散文来完成的。吴雪钢提供了一个安全的缓冲地带，让张南淇安全地在一个舞台上彩排，安全地触摸世界；与此同时，也让这个故事变得安全，因为黑夜和凶案都经过了两重过滤。

我也想用张南淇/徐金、张南淇/吴雪钢、吴雪钢/武红这三组人物，形成对照和对应关系。作为行动者的吴雪钢，是张南淇在社会性上的进化版；武红则是徐金的未折损版；吴雪钢和武红，对应着张南淇和徐金，是他们的延伸和完成。而武红的任务，也正如吴越老师所说：“一个把另一个从泥土里挖出来了，给了她正义。”

一夜之间，一个房间。《报纸拼图》的心理时间和故事时间跨越了三十年，但现实时间只有一个晚上。整个故事就在几个小时里完成，甚至是发生在一个空间里的——一时，一地。这也是我的一个偏好。我每本小说集里，都会有一个正剧类型的故事，一个舞台剧模式的故事，一个奇幻/玄幻故事。特别是舞台剧模式，是我非常偏爱的，隔段时间就会用舞台剧的结构来写一个故事，严格遵守“三一律”，靠大量的对话来推动。《春山夜行》里，担当此任的是《浮花》，《晚春情话》里是《晚春情话》。这一次，担当此任的就是《报纸拼图》了。但我又用大量的闪回、溢出，让这个故事看起来不那么像一个“三一律”规范下的舞台剧样式。

这样做也带来了问题。目前看来，当吴雪钢开始真正讲述后，就在形式上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几乎不被有效打断的独白。这在叙事上等同于一次“信息倾泻”。这就导致了张南淇的角色功能发生断裂，他在后半段近乎失语了。尽管在最后，他重述徐金的故事，扳回一局，但那种伪“双雄”故事带来的势均力敌感就不太够了。这就是在扩写成长篇的时候，最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张南淇会有更多的故事，他依然是身弱之人，却因为丰富的经历可以和吴雪钢平等对话。

报纸拼图，真相拼图。三十年时间里，从纸媒时代到网站时代、社交媒体时代，再到人工智能时代，我经历了非常剧烈的社会转型，也经历了“报纸”“网站”和“社交媒体”这一系列媒介的发展。所以，《报纸拼图》必然要有一个双层叙事结构，要有表世界和里世界。表世界里，西部荒野徒步大会中，两个男人相遇并且对话；里世界中，是跨越二十年的城市暴力史、“枯泉连环杀人案”和媒体变迁史。我想模拟现实写入记忆，并构成认知的过程。它是碎片化的、滞后的、经过主观重构的，但在这重重的改写和重构里，多少有点真实的成分，也多少有点真心在，那是不由人的。人终归是表里如一的，言语落地，就是真的。

观察者是坍缩的行动者。很多悬疑小说，会给警察安排一个热爱破案的民间助手。这个助手担负的是聆听警察的训导和解释，并且适度插科打诨的任务。我很喜欢这个模式，也借用来了。但我给了这个助手一些新任务，不是让他成长为一个破案小能手，而是让他负责呈现普通人的无能和无力。张南淇对世界有无限的好奇，也自命为一个行动者。在他的初生牛犊阶段，在某个范围里，他的行动是有效的。但当徐金失踪，他想探查徐金的下落时，却发现自己连第一步都迈不出去，几乎处处受阻。于是，他坍缩成一个观察者，一个焦灼的、忧郁的也是犹豫的观察者，始终不得其门而入。在破案这件事上的受挫，也影响到了他整个的人生实现。他在其他的地方也整体坍缩了，都处于一个局外人、观察者的境地，做什么都不可能成功。他最后的微小抗争，是讲述了徐金的故事，但这依然是观察和总结别人的故事，而他自己的故事、自己的叙事，全部消失了。他的故事就是他的消失。所以这个故事里，除了徐金之外，还有一个失踪者，就是张南淇。

关于这篇小说，还有很多想法，就在长篇版里体现吧。也有编辑老师看了这个故事，认为这几个“报社记者”的故事，可能感兴趣的人比较少。有没有人感兴趣这个判断，我不是很在意，我接收到的点是“报社记者”这个命名。因为故事里没有一个真正的记者，从这个命名当中，我意识到，即便是出版传媒业的资深人士，也已经不大了解我曾经从事的工作了。作为行动者和坍缩的观察者，作为从少年到中年，完整经历了过去三十年的人，其实我内心的感受，从来都是：兴尽而归。这也是这篇小说背景音乐的主题，是我想通过它努力搭建的氛围。当时觉得苍茫的，现在依然苍茫，在苍茫中，我也大笑了几回，和时代中人照面几回，携手几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