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毕业那年，我考到一所乡村中学教数学。学校前面散落着几户人家，左右毗邻农田，后面则是连绵大山。从山脚到山腰，错落着不少无人祭扫的坟墓。彼时，刚入职的特岗老师需满三个月才能领薪，囊中羞涩的我，不愿外出奔波，便将周末悉数留给校园。我几乎整天都窝在宿舍里读书，读倦了便望向窗外，只见矮小的苞谷在风中摇曳，远处是一座座没有墓碑的坟茔。心绪起伏时，便随手写几行诗句，或是编一个故事。

学校的条件不好，几位老师挤在一间宿舍里，打水、如厕都要走上一段路。周末的时候，校园里多半只有我一个人。到了晚上，山风呼啸穿梭，发出种种诡异的声响，听来令人毛骨悚然。我作为村里第三个大学生，苦读十余载，本以为能奔赴锦绣前程，没想到却重回这般荒僻的环境。巨大的落差让我陷入苦闷，只能反复安慰自己：再坚持一两年，日子总会好起来。为了驱散心底的阴霾，我几乎将所有精力都投入到了工作之中，试图用忙碌填满空荡荡的时光。

班上三分之二的学生是留守儿童。他们的父母常年在外打工，往往到腊月中旬才回家，过完元宵节又外出谋生。我是班主任，和学生相处的时间较多，有时我会跟他们聊到写作。

他们说：“老师，你可以把我们写进文章里呀！”

我打趣道：“那你们可要好好学习。谁的数学考及格了，我就写谁。”

我就在这样的环境中，业余时间学着写小说。写着写着才忽然发现，曾经那些让我满心疲惫、甚至有些抵触的时光，竟悄悄沉淀成了我创作中最宝贵的源泉。

那段时间，我身兼数职，日常的工作压得我喘不过气。我在一个文学交流群里跟文友说了这些烦恼，一个文友说：“你不是喜欢文学吗？下班后就写小说吧，别想工作。”

另一个文友说：“不如来写同题小说吧，《雨夜里的送信人》。”

听从他们的建议，我试着调整自己的状态，慢慢放松下来，开始构思小说。我决定写自己的一个男学生，想通过一个辍学男生替同学送信的经历，展现偏远乡村孩子的成长困境，希望这些孩子能得到社会的关注。我清楚地知道，在这个时代，小说或许并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去改变一切，但我依然想尝试，想用文字去记录与发声。

小说集《雨夜里的送信人》收录的15篇小说，皆源于我的生命轨迹，每一篇写的都是我熟悉的人与事：《月光兰》写的是艰苦的童年生活，《我的悲伤像雪一样》讲述了青春伤感的往事，《汗》回望我在乡村中学工作的那段日子……这些小说在写别人，更是写我自己，有时我会重读，沉浸其中。比如，《最后一天》的主人公是我的大学同学，也是我要好的朋友之一，他同样是一名特岗教师，工作几年后不幸因癌症去世。在他的葬礼上，他父亲含泪讲述了他临终前的种种境遇，那些话语听得我心里翻江倒海，久久无法平静。生命、亲情、婚姻这些沉重的词汇，在我脑海中反复萦绕，让我真切体会到普通人藏在岁月里的坚定与深情。我始终觉得，和那些被歌颂的英雄人物一样，这些普通人的生命与情感，同样值得被看见、被铭记。后来，我便写下了这篇小说，算是对朋友的一份纪念。当然，写作时我做了些许虚构——原封不动的记录，终究算不上真正的小说。

那段时间，我在杂志上发表了几篇小说，无意间被同事知道了。彼时，在我们这个山间小县里，估计只有我一个人写小说，因此我成为大家眼中的“另类”，时常被同事们调侃打趣。某位老师远远见到我，便会高喊“文学青年”，如果我不答应，他就喊得越大声。还有一位老师呵斥我，说我再如此痴迷写作，有可能会跟写诗词的某某人一样住进精神病院。学生违反纪律时，领导就会借此批评我：“连学生都管不了，还写什么小说！”

我心里总憋着一股气，在理想和现实间挣扎。后来，便将一位大学学妹的故事和我的处境结合起来，写成了短篇小说《气》。大学毕业后，学妹常与我打电话聊天，倾诉内心的郁闷。她父母离婚后，母亲的性格大变，经常喝醉后在她面前哭，对她的性格造成很大影响。对我而言，《气》这篇小说像是一个精神出口，让我能够在理想与现实中找到平衡。

5年后，我考进了一所县城中学，终于离开了那所乡村中学。而写作，依旧是我业余时间里不曾放弃的志业。写小说至今，偶尔会有人问：“你为什么写作？”起初，我会说希望通过写作调动工作岗位，但不知不觉间，写作早已成为刻进我骨子里的习惯。如今我会回答：“因为热爱啊，就像有人喜欢打球，有人喜欢唱歌一样。” 可他们往往不满意这个答案，觉得写作是多么神圣的事，怎能与打球这类消遣相提并论？但这确实是我的心里话。文学本就是一场自我对话，是对生活最诚恳的记录，不必给自己附加太多沉重的意义。这部《雨夜里的送信人》或许还不够完美，却真实见证了我从密密麻麻的数学公式一步步走向丰盈文字世界的全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