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小说是想表达我对生命的感受。我在写我的第一篇小说《西日嘎》时，笔下奔涌出无尽的热情，想一下子把我对生活的理解与想法全都倾倒出来。那时，我连艺术是什么都不知道，完全没有想到我在写什么，但朦朦胧胧地觉得，这就是艺术。我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心无旁骛地写了三万字，后来又将其删改到一万多字。当时我有一个强烈的感受——我自己和我的老家是一样的。我的家乡是内蒙古东部一处闭塞的山地草原，那里少雨、干旱，从来没有人说过这里美。那片山地里长出来的草啊、石头啊，甚至连人的性格都是干硬的，好像不这样就无法生存。

我们村有六七十户人家，总人口也不过三百来人，细数起来，我熟悉的也就七八个人，其余的大都只有印象。我对他们知之甚少，但我又跟他们生活在同一个地方，我应该懂他们，把他们写进小说中。随着写作的深入，他们在我内心当中存留的印迹被一点点发掘出来。世间许多事都只在一瞬之间。从前我不明白的，或许顷刻之间便已懂得；而我曾以为早已了解的，也可能在刹那间发觉自己其实从未真正理解。

我在伟大的文学作品中看到过质朴率真却又多思敏感的主人公，这样的人物形象更能疗愈心灵。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的深邃性，正是在人物内心的慌乱与挣扎中得以成型。他笔下那些深陷迷惘、手足无措的灵魂状态，蕴含着无可替代的精神价值。明白了这一点后，我感动得几乎落泪。我在小说《米尼安达》中写了一个“不合时宜”的人，在《河边的阿吉泰》中写了一个别人眼中的“傻子”——世间或许从不缺少聪慧之人，反而是那些守着内心本真的“傻子”因稀缺而自成一类。这样的边缘者，同样是时代的组成部分。于是我写下诸多小人物，他们一同汇入时代的长河。

我在一些小说里写了人心中的“刺”。这根刺是什么？可能是一种矛盾，可能是一次无心之失，也可能是一个危险的想法。“刺”的根源在哪？很复杂。人用刺刺向别人时，实则也刺向了自己。我想通过小说，找到人心中这根“刺”，进而希望读小说的人，如果心中也有“刺”，最好能把它拔出来。

我始终认为，作家应该写出使人内心感到温暖的作品，这就要求作家对人间的冷暖有极深的感受。这种感受，会促使作家看透生活的本相，触摸表象之下隐秘的内心活动，而后重新提笔书写。至于作品最终会抵达怎样的高度，则取决于作家对生活的思考与洞察之深度。小说并非只是讲述故事，在可读性与吸引力之外，更重要的是作者的表达——它给予读者怎样的启示。在这一点上，艺术是相通的。譬如晚年的贝多芬，失聪之后仍凭借乐谱坚持创作，他的耳朵虽已听不到声音，心灵却能听见永恒的旋律，因此他的音乐中始终激荡着不屈的生命力。又如莫奈的印象派画作，总似笼罩着一层朦胧薄纱，这看似视觉的错觉，却蕴藏着直抵人心的力量。莫奈晚年眼疾缠身，只能依靠颜料盒上的标注辨认色彩，他将眼睛贴近画布，一笔一笔细心描摹，画作里便盛满了温暖而深沉的情感。

如果说《草色迷离》《山脚的毡房》是展现单纯的、纯真的心，《蓝色河流》《白马，白马》则融入了我进一步的思考与探索。我想通过小说表达人是可以有自己的选择与精神追求的，即使是卑微的人，内心也可以有力量、有光芒。写作者与主人公、读者，共同奔赴一个方向——生命的河流。

我在书写自我，却又莫名地代表了与我一同成长的一代人。在写作中，我不断走向内心的深处。我的小说里没有彻头彻尾的恶人，也不存在毫无瑕疵的完人。人皆怀有诸多欲望与期许，人性本就复杂多面。一个嗜酒者的背后，或许藏着不为人知的辛酸过往。对于诸多人生问题，我并未在作品中给出明确答案，我的使命是发现并予以呈现。

写作之时，我常陷入一种亢奋的状态。当然，创作本身亦是艰辛的。有时我一夜间挥笔数千字，《蓝色河流》便是在一个夜晚完成的。写作中，我忘记饮水，忘记起身，甚至忘却颈椎与肩膀的疼痛——那些痛感仿佛也一同融进了文字里。待到写完骤然站起，常会眼前发黑、金星乱冒，只得瘫坐在沙发上缓神。那一刻，疲惫与痛楚汹涌地侵袭着我的身体。我时常会忽然忆起数年前写下的文字，却又会转眼忘记刚落笔的内容，大脑仿佛被短暂清空。

无论脑海中有多少思绪奔涌，我始终觉得，作家最可贵的便是守住本心。这本心是文学赋予的精神自由，亦是内心深处的一把标尺。生活的沉淀与体验，能为文学作品注入最核心、最坚实的力量，这一点至关重要。我常告诫自己：若无真切的生命体验，情感便无法真正融入文字，作品也就难有持久的耐读性与生命力。作为写作者，必须对自己的文字抱有敬畏与责任。

刚开始涉足小说创作时，一个问题始终困扰着我：我该写什么？后来我才慢慢明白，对于真正以写作为使命的人而言，“写什么”的答案，其实在他提笔的那一刻，便已然明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