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勇先部分作品

认识全勇先老师，是在首届天山文学奖颁奖后的喀什之行中。那之前，我早就知道了这位作家，看过他编剧的《悬崖之上》，也读过他翻译的尹东柱的诗集《数星星的夜》，我都很喜欢。但我大多不会在活动中主动找作家攀谈。加上全老师平日里气质沉静，话又不多，自带一种清冷沉稳的气场，我便没有冒昧搭话。但机缘凑巧，回程返京在登机口排队时，全老师正好排在我的前面，我按捺不住好奇，抓住机会和他就尹东柱的诗歌聊了几句。全老师一说话，轻微的东北口音让他一下子变得亲切起来。他十分耐心地解答了我的疑问。此次采访，全老师也是在百忙之中一口应允，将他对文学的见解倾囊相授。——采访手记

文学始终像忠实的老朋友陪伴我

记 者：全老师好，恭喜您获得第九届鲁迅文学奖。得知获奖，您的第一反应是什么？鲁奖对您个人创作生涯意味着什么？

全勇先：写了这么多年，能够获得这一重要的文学奖项，当然是非常开心。它不只是个荣誉，更是对我几十年文学观和审美的一个肯定。能把自己的作品和鲁迅这个伟大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无论如何都是让人激动的事情。在我年轻的时候，在无数个东北寒冷的漫漫长夜，在每段不如意的人生中，文学都像一个忠实的老朋友一样，不声不响地陪伴着我。这期间我也从事过其他行业的工作，但都不长久，每一次都回到与文学相关的职业中来，感觉除此之外，别无出路。

记 者：此前您更多是以影视编剧身份为大众熟知。《秘密》是您25年后回归文学创作的重要作品。是什么契机让您重新投入小说创作？

全勇先：因为这些年一直从事影视编剧工作，就没有写小说。距离最后一篇发在《十月》杂志上的中篇小说《妹妹》，已经有25年之久。这期间，我和姐姐翻译过朝鲜族诗人尹东柱的诗集《数星星的夜》。他是我非常喜爱的天才诗人，最后惨死在日本福冈的监狱里。无论是我之前的小说创作还是翻译诗作，内容都与东北有关。我觉得小说创作更自由一些，受到外界的干扰比较少。再加上几个剧本都和制片方产生了较大的分歧，我想重归小说创作可能是我们这一代文人最自然的选择。感谢黑龙江省作协在查阅档案、走访当事人后代、搜集创作素材上给我提供了最有力的支持。

记 者：您提到《秘密》灵感源于一本日本战犯的回忆录和大量历史档案。是什么细节让您决定必须写这个故事？

全勇先：这些年，我对历史档案产生了非常大的兴趣。走到很多地方，我都习惯搜集当地的地方志和文史资料。有一次，我在政协文史资料中查到了日本战犯大野泰治关于赵一曼的回忆录，其中一些细节打动了我。在大野泰治眼中，受伤被俘的赵一曼表现得非常从容。她很漂亮，声音不大，口才很好，看起来很有文化。她拒绝提供任何关于大部队的情况，和日本人谈的第一个条件是要他们把和她一起被抓的小姑娘（16岁的小交通员杨桂兰）释放回家。由于她不断坚持，日本人只好释放了小姑娘。当时赵一曼的腿受伤严重，医生说为了保命要对她进行截肢，她坚决反对，说不要命也要腿。和她一起被枪决的周百学最后时刻要宪兵帮他取下脚镣，因为他说去见已故母亲时不想戴着这些刑具。赵一曼在临刑前给儿子写了两封信，那是孩子一岁后再也没有见过面的母亲对孩子的最后牵挂……大野泰治写道：他们在临刑前毫无惧色、态度从容，令人震惊。

这些年，某些关于英雄的脸谱化和概念化的宏大叙事淹没了细节。而细节才是小说和一切艺术作品最有魅力的地方。

记 者：您推掉诸多社交活动，50天完成《秘密》初稿。这种近乎“闭关”的写作状态，是《秘密》特有的，还是您创作时的常态？

全勇先：以前的写作都是在生活常态下，写《秘密》的时候则是闭关写作。每天写作的时候，家里一只叫“月亮”的大白猫陪着我，永远趴在我的电脑旁。就在我最后和出版社修改好定稿的那天上午，刚刚发出电子稿，正要松一口气，“月亮”就突然和我告别了……这事儿想起来就很难过。这只猫是我从三环路上捡来的，当时只有巴掌那么大。它陪了我11年。

首先作者要“相信”，读者才能“相信”

记 者：《秘密》并不是您第一次写赵一曼，由您编剧的电视剧《雪狼》开头讲的便是医生为赵一曼治伤。为什么对这个历史人物如此着迷？她有哪些特质特别吸引您？

全勇先：我创作的东北历史题材的小说和电视剧中，好多都是以真实的历史事件为依托。《妹妹》写的是冷云，《昭和十八年》写的是常隆基，《恨事》写的是赵尚志。文学当然不是靠记录真实来完成它的使命。但是从一个真实事件进入，会让我感到心里有底。在现实主义写作中，我必须做到逻辑的真实和情感的真实。你要发自内心地相信这件事。依据真实的人物和事件做地基，你的想象力就会如虎添翼。人在写作的过程中，第一要说服自己，第二才是说服读者。如果第一关没有过，就不可能写出让人信服的作品。导演李安在奥斯卡颁奖典礼上感谢剧组所有工作人员，“感谢你们相信这个故事，感谢你们和我一同分享这段旅程”。这句话给我很大触动。要别人“相信”，首先是要自己“相信”，这是基础。没有这个基础，自己都犹豫不定、半信半疑，就不会写出有底气的小说。

关于赵一曼烈士，我做了大量的资料搜集工作，几乎能找到的资料都看过。她是一位充满魅力和个性的理想主义者。在那个改变中华民族命运的年代，她以一位殉道者的姿态，为了反抗侵略、剥削和压迫，不惜牺牲自己。她是那个时期的新女性，从思想上，她也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

赵一曼并非贫苦出身，她在宜宾的家也是当地大户。从她孩童时代拒绝裹小脚，从她给自己家长工上课，要求他们捍卫劳动者的基本权利的那一刻开始，她就注定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孩子。她是那个时代的反叛者，是一切旧事物的反叛者。作为一个出身富家的女性，她抛弃优渥的生活，抛弃人们梦寐以求的财富，选择了贫穷、苦难、动荡不安、颠沛流离，并随时可能牺牲生命的革命者的生活。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

她心有大爱，对苦难的中国人民充满了深刻的同情。她注定要成为自由、光明的传播者。她要为他们去死，要为她理想中的乌托邦献祭生命。她的经历充满了传奇和苦难。从她的个人经历中，可以看到那个时代新女性的精神轨迹。她不只是个烈士，她还是位解放者，是位想为被压迫者创造新世界的了不起的女性。

记 者：您说“作家探讨的是可能性，考验的是虚构的能力”。《秘密》中有没有哪个情节是史实不允许，但小说必须如此？

全勇先：小说中没有发现与历史事实严重冲突的地方。有一些史料因为当事人的记忆差错，会有不一致的地方。比如在大野泰治的回忆录中说到，和赵一曼谈判后，就把严刑拷打后的小姑娘杨桂兰当场释放了。而杨的孙子说奶奶被折磨了约一个月才被放回家。我更相信后者，当事人的叙述更具有权威性。如果这两个人的描述都是准确的，那杨桂兰一定是被大野泰治释放之后，又被珠河警察大队继续扣押审讯。我后来对小说的这些细节做了适当修改。在可以查证的地方，尽量保留历史的真实。

记 者：“秘密”这个标题有何深意？邀请读者探寻，还是提醒读者有些秘密注定无法解开？

全勇先：小说开始起过几个不同的名字，有的更易于传播，或是更有新奇感。我后来几番考虑之后，还是决定书名叫《秘密》。读过这部小说的读者，一定会认为这个名字更贴切，也符合整篇小说朴素、克制和内敛的风格。它或许没有其他名字那么醒目和惊艳，但更适合这个文本，更意味深长。适合的，才是最好的。就和人的衣着打扮一样，合适、恰当才是美的。另外，小说里有历史的秘密、个人命运的秘密，也有事件的秘密。有必须深埋在心里、永远无法言说的秘密，也有被时间永远埋藏、永远无法知道答案的秘密。几个秘密套在一起，它和人生一样，外表看起来脉络清晰，内里却又深不可测。

记 者：小说采用三重叙述结构：纪德荣的叙述、“我”的叙述，以及历史档案的叙述。有读者说这种结构像“打开一个俄罗斯套娃，每一层都是不同的真相”。这种“套娃式”叙事出于何种考量？

全勇先：这就是我在写作时想要达到的效果。小说设有两个第一人称：一个是作为作家的“我”，还有一个是作为小说主人公纪德荣的“我”。一个让小说具有当代性，一个让小说具有历史感。小说用的不是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而是具有局限性但又有真实代入感的第一人称“我”。这个视角的局限性，恰恰让“留白”变得自然。作家不必替读者寻找答案，而是把想象力交还给读者。

记 者：谈到《秘密》时，您说“如果在这篇小说里没有把动机隐藏起来，那它就不叫小说了”。但当下很多读者习惯了短视频叙事，这种“藏”的美学是否会让读者读不懂或失去耐心？

全勇先：隐藏动机，恰恰是为了展现动机。在日伪的档案中，关于两个营救者的动机描述也是空洞的。比如用了“政治蛊惑、情感拉拢和利用二人的不满情绪”这样假大空的描述。如果作家用想象力弥补这种空白，恰恰会变得笨拙和多余。作家和读者面对史料的时候是平等的。这时候不如就把它留白，把你的疑惑和不确定一同表达给读者，同时把事实和结果告诉读者，不必越俎代庖，更不能画蛇添足。当代的读者当然会明白董警士和韩护士为什么要豁出性命救素昧平生的赵一曼。若把它说出来，反而是多余的、说教式的表达。人人都能想到、体会到，用自己的想象力去填补它的时候，目的已经达到了，但是不必把它说出来。至于现在的人们愿意把时间花费在短视频上，我觉得他们只是为了放松情绪和消磨时间。他们很聪明，并不会真心投入。关于他们是否有耐心把故事读完，我觉得考验的是作家的叙述技巧和审美能力。

只要人类的情感还在，文学和电影就不会消失

记 者：您曾做过社会热点和政法记者，这段经历对您的创作有哪些影响？

全勇先：我在黑龙江佳木斯的《三江晚报》当过差不多十年的社会热点和政法记者。这段经历让我学会了接触人、接触社会。我要学会和不同的人打交道，用不同的角度解读事件和人。我应该还算个好记者。这个职业做好了也不容易，要放弃很多先入为主的东西，做一个有正确价值观的冷静旁观者。冷静并不意味着放弃热情，情绪也不能代替思考，理性和感性都要有。

记 者：从电视剧《悬崖》、电影《悬崖之上》到中篇小说《秘密》，您的创作始终围绕伪满时期哈尔滨谍战、抗战故事。这一题材为何对您有如此持久的吸引力？

全勇先：我喜欢写伪满洲国为背景的谍战题材，并不是因为它会有一波三折、跌宕起伏的情节。我还是更喜欢去写一个个不同的人。人在悬崖之上，面临绝境的时候，人性会被放大。那种极端状态下，容不得任何虚假和造作。我是黑龙江人，我对黑龙江的历史有兴趣。我会想象80年前哈尔滨的样子。历史档案中的那些蛛丝马迹，激发我的想象力。这是个有挑战的事情。

记 者：您曾说“剧本面对的是一群人，小说面对的是我自己的内心”。能否谈谈编剧与小说创作的不同之处，它们给您带来哪些不同体验？

全勇先：剧本和小说在艺术本质上没有那么大的差别，都是用来表达人类情感和审美的。但在表现形式上却有各自的局限和不同。剧本要通过声画来表达，而小说是纯粹的语言艺术，它们既相似又不同。长笛要用嘴吹，小提琴要用手拉。就是同一个旋律，也会因演奏形式的不同而千差万别。优秀的剧作家和优秀的小说家，都是非常了不起的。在地位上，他们都是平等的，只有能力上的差别，而没有价值上的不同。莎士比亚是剧作家，但丁是诗人，托尔斯泰是小说家，他们同样伟大，同样了不起。

记 者：当下，文学与影视有怎样的关系？好的文学作品对影视来说意味着什么？

全勇先：当下文学和影视都处在一个低谷期。虽然这样，我也没有那么悲观。只要人类的情感还在，文学和电影就不会消失。影视业的衰落，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忽视和远离了文学，只追求娱乐，一味地去迎合市场。文学和电影都不应该忽略它们的精神属性，都要强调精神层面的东西。

记 者：您接下来有哪些创作计划？《秘密》影视化是否正在推进中？

全勇先：接下来还是要把《秘密》影视化。虽然大多数时候，编剧和作家在资本面前都处于一个很弱势的位置，要想实现自己的想法有相当大的难度。争取吧，争取找到志同道合的合作者。无论是小说还是影视剧，我都希望有更多的读者和观众看到它、关注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