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人人”一说指人，它源自方言，地域色彩鲜明，产生于陕北黄土地带，特别是神木地区一带，象征着土生土长的百姓生灵。那里多风，风是乡间的神物，也是大地的信物，像个搬运工不停地奔跑，直到把村庄里的庄稼人都跑成“土人人”。然而，初次将这意趣形象生动地呈现为文学意象，应归功于神木诗人梦野，他自己便是一位出色的“土人人”作家。其中篇小说《土人人》诗意地描述了那片土地上说书人的艺术追求，又以巧妙的叙事形式向人们展示出一片独异的文化场域。

梦野将诗的灵魂注入小说，使其成为诗境小说，这属于一种创新。传统小说以叙事为主、故事为干，读者多将注意力集中在情节演进中，而《土人人》的写作更重视人的生存状态和丰富情感世界的表达，燃烧着浓烈的主观色彩，处处有诗境，这并非普通小说中纪实手法能做到的。自然，该作品依旧在讲故事，徒弟梁梁寻找师傅登登的过程贯穿全篇，成为小说主要情节。这使该作品成为讲述与抒情的结合，是对小说写作的一种有益探索。

《土人人》读起来比较慢，因为作者要求读者不只关注事件的由来和结果，也要随人物放缓脚步，领略现实生活的完整境界，注意到一个个时间点形成的镜像意味不同，以及由此给人们带来的别样感受。譬如，开篇写说书人梁梁上路，先写土路上有放大的抬头纹，一条一条的，“于是，他觉得自己变了，谷草般的，快要由不了自己。他有些慌张，两只手派上了用场，不用怎么挥舞，就攀上了高地，和自己黑黢黢的脸盘，共同应对着……”一般小说里，上路便是上路，而梦野不满足于此，他希望读者和人物一起上路，身临其境地感受广漠的土地、黄风的呼啸和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产生由心理到生理的真切反应，体悟到梁梁的坚定意志。作品也由此将陕北说书人的面貌生动展现出来，他们也是“土人人”，在冬日里更是奔忙，瑟缩着身子，满身黄土却惹人稀罕、心怀满足，这正是民间艺人的典型形象。这篇小说在大多数“此刻”里表达的意境都是立体的，读者读得慢，是因为作者倾注的外界信息多样。梦野的文字，能够像画家一样描绘出逼真的场景，像音乐家一样传达心中奏响的旋律，读者也需要静下心来，既关注文字表达的内容，也关注文字本身。

这是一种实验，值得多说几句。该作可以“反复阅读”，只有通过反复的阅读，读者才能与作品产生心灵的沟通，继而找到贯穿细节和整体的共同标尺。正如什克洛夫斯基所说：“艺术的技巧就是使对象陌生化，使形式变得困难，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间长度，因为感觉过程本身就是审美目的，必然设法延长。”我们也不妨改掉舒舒服服看小说的习惯，主动成为作者的合作者，调动所有的知识经验和想象力，对作品进行再创造式的理解和认识。即使作者的意图不能为读者全部领悟，也能够依稀唤起读者某种亲近的体验、朦胧的感受，促使读者有兴趣去填充空白，发现心中业已存在的感受。实际上，美感本就是一种混乱的朦胧感觉，是无数微小感觉的结合体。梦野的这种写法，能够增加人们对小说的新理解。

当然，作品的文体是清晰的，只不过在清晰中混杂朦胧的修辞，产生了令人立刻意会的异趣。如作者写村委会主任说的话，“水泥般地，筑成了高墙，似乎密不透风”；写梁梁被安顿在一个光棍汉的窑里，“隔着几米夜色，和一堵半睡半醒的土墙”，都属于叫人不假思索便可以领悟、又值得细加品味的句子。梦野在艺术感觉上有着天分。

与诗性相适应，《土人人》也凝聚着精神性主旨，即寻找的主题。全篇以寻找为结构，展现着一种精神上的皈依。这其中包括寻根，追溯民间艺术源远流长的历史，包括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初次来到西安后专门观看说书表演，更有登登等数代艺人对艺术始终不渝的传承，都表现出人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推崇与持守，属于一种精神轨迹。小说也追溯到民间文化发展中经历的挫折。在那个特殊年代，说书表演曾经跌入谷底，梁梁告发登登在喜鹊窝里私藏话本，告发他在草窑里窝藏三弦，使师父蒙受更多冤屈，他回想起来后悔不已。因此，梁梁一定要找到师父的下落，向师父彻底告罪。他的寻找贯穿全篇，也成为一种精神忏悔的觅求，体现着承继者经历的艰难心路历程，以及对前辈足迹的重新认知。他和八柱都想让师父的灵魂得到慰藉。得知师父离开人世后，徒弟们是争气的，即便有了更广阔的舞台，依然在弹三弦。他们最后找到的罐子、刻下的字迹，都向师父道明了他们要将这项事业薪火相传的信念，也表现出坚定的精神操守。

文学创作的精神性向度是可贵的。精神性特指人类在灵魂、信仰、情操和存在价值方面的主观属性，属于人类思想中最涉及原则和超脱实利价值的部分。精神性写作其实历来只为少数作家倾力从事，梦野这样的创作弥足珍视。

（作者系文学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