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在地理上属于南方，拥有典型的喀斯特地貌。我出生在一处石山环绕、洼地凹陷如同漩涡的村落里。小小的村寨仅有50余户人家，静静栖身在峰丛的褶皱之间。我八九岁以前，互联网和手机还没普及到我们村，我对世界的认知仅仅停留在所见的莽荡石山。因为环境恶劣，我们那里的食物比较单一，最常用来果腹的是玉米糊——那时村里还没有兴修水利，我们只能在旱地上耕种玉米，旱地泥土稀拉、肥力贫瘠，也就玉米能长起来。我现在这副别扭的肩膀和多病的颈椎，就是青少年时肩挑牛粪上山耕种玉米落下的毛病。文学是什么？儿时的我并不知道，我只是出于本能渴望逃离——逃离闭塞的村庄，逃离挥之不去的饥饿。

我曾读到过毕飞宇说的一段话，那是他在一堂文学公开课上讲《包法利夫人》时说的。他说，浪漫的本质就是逃，就是脱离“当下”，就是远离“现实”，就是回避“理性”和“逻辑”。现实就在眼前，浪漫就是赶紧地逃到别的地方去——去海边，去森林，去荒野，去草原，去雪域，去一切人迹罕至的地方。去干什么？去伤感，去抒情。这番表述虽然是分析《包法利夫人》和艾玛的，却也给我带来了人生和精神上的启发。我联想到了我儿时的“逃”，尽管它不浪漫，但确实是我为了短暂脱离“当下”、远离“现实”。我经常跑去我姑妈家偷吃一肚子的硬皮甘蔗，吃得酸水在胃里翻涌后，拿甘蔗当成古装剧里的剑来舞，舞着舞着，天猛然间黑下来。我不想回自己的家，也不想再回姑妈家，于是“逃”去二爷爷家，听二爷爷讲恐怖的民间故事；被故事吓到后，我又“逃”去河边摸螺，摸来了螺放在河岸的石头上任由阳光暴晒，然后用一整个下午的时间观察螺怎么样逃，它们动作太缓慢，但暴晒之下，意志力非同一般，最终还是逃回了河流。

这些逃离，不能不说是孩子常玩的游戏，但它们同时莫名其妙地与我的创作产生勾连，甚至可以说是我的创作缘起，因为它们与我童年记忆里的饥饿、忧伤、孤独有关，而这些，恰恰又都是文学创作的母题。

20多年后，我的“逃离”更甚，也似乎更彻底、更有目的性。我经常逃离城市，一个人去50公里外的野地听蝉鸣。仲秋天气凉，蝉却不叫了。我偏不依着季节的性子，索性掏出手机，将音量调到最大，对着一棵野龙眼树播放在网上搜来的蝉鸣，四野的蝉竟也稀稀落落地跟着叫了几声，我成功搅乱了它们感知季节变化的阵脚。我曾逃离热闹的酒桌，去月光下徒步10公里，仅仅是为了一次形而上的臆想，想着人能否更纯粹地活着，就像投射到脑门上的月光一样，那样的明朗、干净。我还逃离惯常的生活节律，到北部湾海钓三天两夜，几个人包一艘船在海上漫无目的地漂着，钓上来的鱼直接放入沸腾的锅里煮，吃得一嘴的鲜味儿，那感觉人间少有。这样的冲动花费了我两个月的收入，事后后悔是肯定的，但直到今日，我仍能感到那晚垂钓带来的绵长的快乐，又觉得这千金难买。我一直想写一篇关于逃离的散文，可当我看到毕飞宇的那段话后，感觉所有我想说的都被他说透了，我感到无话可说，于是我就搁笔了。今后我会不会再写？说不准。我再一次地“逃”了。

然而，生活大多时候并不允许我们如此任性地逃。我们的生活太过依赖秩序。清晨从床上爬起来，我们就着手把一天的时间分割成不同长度的时段，在每个时间段安排上一件必须做的事情，让生活和生命有条不紊地推进。我们依靠这样的秩序，把日子挨个往前推。这样的秩序之下，我们仿佛是为了活着而活着，并且显得过分庄严与肃穆，我们就像一条在海上终日漂浮的船，根本看不到在岸上高耸的灯塔，然后不停追问活着的意义是什么。

散文集《空间：猫、硅胶工厂和心脉》里的很多篇章，都是在写我自己的人生经历和内心活动，概括起来，就是写我的身体和内心上的逃离。“孤独”和“人生突围”这两个词是我的写作主题，可在某一刻，我忽然意识到，这只能算是“见自己”的写作。评论家们说，散文写作应该见自己、见众生、见天地，应有大开大合的审美意味，应当呈现开阔的大气象。我也一直以为，我逃离那个小村落一头扎进热闹的城市，我的情感、我的心里，便拥有这个社会、这个时代的属性。在这个维度看来，我的散文不单单要写我自己，更要写芸芸众生；见到我自己的我，更要见到芸芸众生的我。这是我“见众生”的写作层面。我甚至有些固执地认为，生活事件只要发生在真实世界，发生在真实的人身上，都可以放到散文里面进行呈现，因为走过不同命运的不同的人，实际上情感也能够相通。最后说到“见天地”，我常把一个周末的时间腾出一个下午，到河流那里。去干吗？去体察时间的流逝——除了河流，没有什么东西能让人真切感到时间的形态。

中国的先贤都爱水，把自己的一副躯体置于水边，静坐，垂钓，徒步，发呆，饮酒，做文章抒发情感，或者狂奔，对接天地，禀受天地精神，从水中参透人生。孔子喟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李白酩酊大醉，也冲天高喊：“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李煜心里憋着气，高举手中的酒杯：“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我印象最深的先贤当数庄子。庄子在濮水边垂钓，独与天地精神往来。楚国两位大夫受命托来楚王的邀请：“愿以境内累矣！”庄子持竿不顾，面容沉静，曰：“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两位大夫似乎也深谙其道，只能答：“宁生而曳尾涂中。”庄子劝两位大夫：“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我不知道两位大夫折返后，面见楚王交差时会遭受什么样的惩罚，我只知道庄子的心气极高，这大概是濮水给庄子的底气，也是天地精神给庄子的饱满精气。庄子对人生的把握，上升到决绝的高度，他的参透是彻底的，如同他面前的濮水，明净透亮。我不是先贤，没有先贤的大智慧，却有着与先贤们同样的癖好。我置身于无限宽阔的河岸，我至少还能体察到自己身上的那股强劲的脉搏跳动，从鼻孔呼进呼出的气息也真实而热烈。草木在我的眼皮底下坚韧挺拔，河流像蛇一样在大地上弯曲爬行，这个世界仍旧拥有旺盛的生长意志。这般思索，我在散文《垂钓者狂想》里予以进一步呈现：“它翔游水底，我在陆地上奔跑，两种生存方式平行着进行，无交汇的可能。我沉浸在一种狂想里：有没有一种超验，通过它我进入一尾青竹鱼的梦境，经由梦境的造化，产出一枚鱼卵，变成青竹鱼的幼体，活在它们的世界里。我一直怀疑，自然界万千生物，由一个奇异的梦境造就。那时我一定处在混沌初开的状态，对人并不抱有疑虑，人在河岸上行走弄出声响，我并不需要逃离，我只做我分内的事——不停地觅食。”

现在，我自己也成了编辑，我也常和给我投稿的作者们交流，探讨“见自己、见众生、见天地”的问题，大家都说，这是一个很难达到的境界。我说难肯定难，但再难也要无限接近自己、接近众生、接近天地。文学创作的过程，本质上是在自我怀疑和无限接近中不断突围。我在写《川上的婚姻》的时候，写到我去女朋友家提亲，因为出身贫寒而自卑，内心呈现的种种尴尬和局促不安。但这是我狭隘的一段人生经历而已，我觉得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好作品。因此，我当时只是随性地写，写了4000来字，然后烂尾了，最后被尘封在电脑里。后来过去了大半年，我身边的很多朋友也都在谈婚论嫁，谈彩礼、三金、婚宴，结婚开支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我忽然想到《川上的婚姻》，我认为这篇散文可以写出年轻群体对婚姻的复杂态度，可以见到“众生”。于是，我把它翻出来，重新写，后写了8000字，我很有信心：它是一个好作品。果不其然，那一年广西作协和《广西文学》编辑部在桂林举办改稿班，我提交了《川上的婚姻》这篇作业。当时散文课的授课教授是《星火》杂志的范晓波主编，他说这篇写得最让他满意，还选了我这一篇当成范文念了好几段。后来，这一篇散文作为栏目头条刊发在《星火》2021年第1期，又被《散文海外版》转载。

我不是文学批评家，头脑里没有完整、系统的文学观和创作观，絮絮说了这么多，心里有些羞愧和发怵。既然懂得羞愧，那么，接下来我要做的事，就是歇一口气，再提一口气，继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