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影视与文旅双向奔赴的热潮下，越来越多影视创作者选择在作品中有意植入地域符号。但是当一部影视作品只是冲着 “城市名片”“文旅种草”的功能定位，将地标、美食、非遗等从自然而然的叙事元素变成前置的植入任务时，地域文化的价值被窄化，它不再是滋养人物与故事的土壤，而越来越像被摆进影像橱窗的展品，负责提供辨识度、制造打卡点、承接引流任务，最终导致影像故事与在地文化“两张皮”，失去了其本该拥有的鲜活的文化生命力。
近年来，部分粤产电影悄然走红：《雄狮少年》系列借醒狮文化磨炼少年意志，让狮舞火遍全国；《长安的荔枝》以岭南风物敲开盛唐之门；《日掛中天》以南国湿热天气融入“罪与罚”主题；《给阿嬷的情书》以“侨批”为叙事线索，书写了感人至深的家国情怀……
粤产电影的接连破圈，不禁让人想起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珠江电影制片厂出品的一众“南国都市电影”，如《雅马哈鱼档》《三家巷》《花街皇后》等，让观众沉醉于改革开放初期的南国都市风貌，成为一代人的银幕记忆。事实上，近年来部分粤产电影的走红与彼时“南国都市电影”的创作经验一脉相承，它们都选择将人物的生命经验深植于岭南土壤中，让岭南文化真正融入叙事。
当下地域电影创作存在两重误区，第一重误区可称之为“符号点缀型”，它们将地域文化符号放置于“被展演”的位置，尽管这些文化符号有辨识度、代表性，但不参与影片的因果关系、不承载人物的喜怒哀乐，便难以与观众建立深层次的情感联结。一些频繁使用的民俗元素、文化符号，只是作为浮光掠影式的“奇观”短暂满足观众视觉上的地域想象。
然而那些在观众心中长久留存的地域符号印记，却总是伴随人物命运起伏而存在的。在电影《雄狮少年》中，对于留守少年阿娟来说，舞狮不仅是他见到父母的唯一途径，也是他实现自我认同的方式。木棉花、舞狮馆、桑基鱼塘等真实融入阿娟的生命旅程中。当他在黑暗中喊出“我也想成为一头雄狮”，当他背着咸鱼奔跑在夕阳下，当他在城市的天台上独自舞狮至黎明，“舞狮”便不仅仅作为一个地域文化符号存在，它还承载着一位少年对命运的有力反抗。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聚焦潮汕人“下南洋”的苍茫往事，将“侨批”作为贯穿三代人情感的精神纽带。孙子晓伟赴泰国寻访阿公，一封封侨批牵出的是阿公与阿嬷跨越半世纪的等待与坚守。工夫茶、标旗、英歌舞、红桃粿、拜老爷等潮汕风物自然融入影像之中，构成的是潮汕文化中“精耕细作”的“工夫”精神。
第二重误区可称之为“符号内指型”，即过度追求本地特色，无形中提高了外部观众的理解门槛。此类影片着力于堆砌本地方言、饮食、建筑、仪式等一系列文化符号，但其指涉意义过度依赖于当地人才有的文化记忆与情感密码。对于外部观众来说，由于缺乏近似的生活体验与文化感知，往往难以进入故事世界。
而能够走出地域、赢得更广泛观众认可的电影，则会主动弱化符号的内指意义，将地域“风景”转化为人物情感的具身体验。比如，《日掛中天》片名出自粤剧《紫钗记》中经典唱词“日掛中天格外红，月缺终须有弥缝”，用“日”之意象暗指情感的热烈与纠缠。观众未必知晓此典故，但片中浓郁得化不开的岭南雨季、湿热的南方天气、破旧的居民楼以及弯绕的楼梯，都暗合了曾美云在过去与未来、理智与道德间进退失据的情感状态。换句话说，片中黏腻的“空气”也参与塑形了人物之间的情感关系。《长安的荔枝》中，岭南风物更是被设定为故事驱动的发动机。故事围绕小吏李善德如何将易腐的岭南荔枝护送五千余里抵达长安展开，从三日腐坏，到水瓮保鲜，再到切干移运，小小荔枝如何保鲜成为故事发展的重要悬念与转折点。《给阿嬷的情书》中，“侨批”是中国人“有情有义”的载体：阿公远赴暹罗打拼，一封封侨批既报平安又寄深情，体现的是个体对家庭的爱恋与担当；海外潮汕人即便自身困顿，也要拿出钱财帮助同乡，体现的是民众的守望与扶持；片尾海量侨批记录海外华人纷纷捐资抗战的史实，则通过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表达深沉的家国之爱。非潮汕观众在观看粤语版《给阿嬷的情书》时也能悄然落泪，并非因为听懂了每一句方言，而是被“有情有义”的共通情感所打动。
近年部分粤产电影的成功实践，为当下中国地域电影创作提供了三点启示。
第一，在形式表达层面，需要完成从“空间表征”到“表征性空间”的转换。只有当这些文化载体从“被展演的奇观”变为主角正在经历的生命图景，地域才能摆脱被“凝视”的束缚，成为与观众情感相连的生命空间。
第二，在价值传递层面，需要完成从“地方经验”到“普遍人性”的升维。地域电影的终极目标，不是将地方性经验包装为“异域风情的商品”，而是将它根植于土地的生命智慧，转化为能够触达普遍人性的叙事表达。蓝鸿春导演之前的两部作品《爸，我一定行的》《带你去见我妈》影响力囿于广东本地，原因正在于过度依赖诸多潮汕父母对儿女“内敛之爱”的情感模式，外部观众因缺乏近似的生活体验难以进入。而到了《给阿嬷的情书》，“下南洋”的历史经验固然属于潮汕人，但家庭之爱、族群之谊、家国之念是属于全世界的。
第三，在观众接受层面，需完成从“情绪共鸣”到“价值认同”的深化。成功的地域电影不仅能在本地观众中激发情感共鸣，更可以与外部观众建立深层的价值认同。观众虽不熟悉舞狮的动作，但依旧会为《雄狮少年》中阿娟在天台上独舞的段落感动，观众感动于少年用青春、热血完成自我救赎的励志故事。《长安的荔枝》中，李善德跨越千里护送荔枝的绝境突围，实现了现实职场的折射与隐喻。地域电影只有将可讲述的地方经验转换为普遍可感的价值命题，才能让观众从被动的情绪感染升华为主动的价值认同。
说到底，地域电影的终极底色永远是讲好人的故事。当符号从橱窗里的展品变回生活的日常，当地方经验从封闭的圈层记忆升华为普遍的人性共鸣，银幕上的一方水土便不再是静态的风景，而是有温度、有筋骨、有生命的文化空间。每一片土地都蕴藏着鲜活滚烫的生命故事，每一种地域文化都拥有跨越山海、直抵人心的力量，它们值得创作者沉下心来书写与传扬。
（作者系广东财经大学湾区影视产业学院硕士生导师，本文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粤港澳大湾区电影人口述史与岭南电影整体性研究”阶段性成果）
□闫 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