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壳化石
在沙漠里走久了，一个人会忘记自己是在沙漠里。满眼都是沙，反而什么也看不见，也注意不到了。
那天，我们的车沿着勘探队的测线，在连绵的沙丘间穿行，翻过一座，又是一座。中午，车停下。我跳下车，去找一个勘探桩号。眼前是一座沙山，不算高。我开始往上爬。沙松软，脚踩下去，沙子就哗哗往下滑，走一步，退大半步。爬到半山腰，居然气喘吁吁，停下来歇息。就在那时，我看见沙子里有个白白的东西。
我的第一反应是石头碎片或者动物骨头。沙漠里常有干枯的动物残骸，风沙把它们打磨得发白。我蹲下身，捡起细看，是一块贝壳化石，有鸡蛋般大小，不算厚，泛着灰白的光，表面还有一道一道细密的纹路。沙漠里，怎么会有贝壳化石？凑近了闻，只有干燥的沙土味，并没有海的味道。但我还是忍不住把它举到耳旁晃了晃，里面什么也没有，是空的。我在期待什么呢？难道期待能听见海的声音？
我把它放在掌心。它很轻，边缘有些破碎，一侧缺了一小块，像是被海水磨掉了，但纹路依然清晰。我是学地质的，当然知道很久很久以前这里曾是一片海。那时候没有沙山，只有无边的海水一波一波地涌来。海里有鱼，有虾，还有数不清的贝壳。后来海水退了，沙来了，堆积成山。那些小贝壳，被埋进沙里，年复一年，变成了化石。
可这一切，原本都只是理论推演上的事。我知道一万年前这里有冰川，但当我真的踩在冰川遗迹上时，那感觉是完全不同的。这块贝壳化石，把我从“知道”推演到了“摸到”这一边。书本上的“很久很久以前”，是写在纸上的，读一遍就过去了。而手心里这个贝壳的“很久很久以前”，是凉的，是带着重量的。地质课本上所有的插图、所有的示意图，都没有这一块鸡蛋般大小的化石更逼真。地质课老师曾说：地层每抬升一毫米，约需要一年。也就是说，远古的海底开始缓缓起身，变成沙漠的时候，我们人类的祖先还没有学会直立行走呢。
我怎么也没想到，居然捡到了贝壳化石。我把它举起来，对着太阳。阳光从薄薄的壳里透过来，亮晶晶的。我想，这个小小的贝壳化石，想必等了很久吧。可是，它等到的不是海水回来，而是我。一个路过的、搞地质勘探的、恰好在它旁边停了下来的我。
我把它很小心地放进口袋，生怕磕碰了它，然后继续往上爬。到了山顶，回头望去，金黄的沙一直铺到天边，起起伏伏，绵延不绝，像瞬间凝固了的波浪。至此，我有些明白：塔克拉玛干太大了，大到可以把一整片大海藏起来，只留下这一个小小的贝壳化石，当作信物。
我在山顶站了一会儿。风从远处吹来，带着沙粒打在裤脚上，簌簌地响。口袋里那块贝壳化石，轻得像什么都没有。
下山时，我走得很慢，一直在想，大海是什么时候离开的，一定也走得很慢吧。大海离开的时候，肯定也不愿走，所以才把贝壳化石留在沙漠里。
我想，每一粒沙子，都曾是一滴海水；每一片贝壳，都记得波浪的形状。
如今我把贝壳化石放在书桌上。它太小了，几乎不占什么地方。夜深人静，台灯的光晕罩着它，我甚至会产生一种错觉，不是我在看它，而是它在看我。它用它那一眨不眨的、亿万年的凝视，看着我在书桌前，翻一页书，喝一口茶。有时，我会拿起它，摩挲半天。也怪了，每次拿起它时，都像是拿起了一个沉睡了亿年的海。
沙漠旗
那些天，勘探队的车辆还没有正式进入沙漠，推路组还在里面找路、推路。也就是说，还不具备进沙漠的条件。但我等不了，我两天后就要离开沙漠返城，必须提前进入。
勘探队队长说，要进沙漠，得找个好司机。有人提到了刘磊——青海门源人，22岁，年纪不大，却已跟着勘探队跑过好几个地方。大家都说他最熟悉沙漠。
我去找他。他刚吃完早饭，正拿着饭盒往水房走。听说要进沙漠，他站住了，眼睛亮了亮，说：“没问题。”队上的车辆管理员给我们安排了一辆卡车。这车刘磊也不熟。他接过钥匙，没急着上车，而是先绕着车走了一圈，蹲下看看轮胎，站起来敲敲车厢，又拉开引擎盖瞄了一眼。末了拍拍车门，说：“这新车就是好，跑跑就熟了。”
临出发前，他从驾驶室里翻出一面红旗，爬到车顶上，把旗绑牢。我问他缘由。他指着远处起起伏伏的沙山说：“你看那些沙丘，一个比一个高。车要是藏在沙窝子里，谁也看不见。红旗一飘，老远就能瞅见——人家就知道有车在走，能避着点。”
车开进沙漠，我才明白他的话。四周全是黄沙，卡车像一只甲虫，在沙山里钻来钻去。前面没路了，刘磊一打方向盘，车冲上沙坡。那沙坡陡得像墙，我本能地抓住扶手，心悬了起来。车爬到半坡，轮子开始打滑，沙子哗啦啦往下滑。刘磊喊了一声：“抓稳了！”随即挂上倒挡，车退回坡底。他跳下车，蹲在车轮边鼓捣一阵，给轮胎放了些气。他说：“放掉些气，轮子能抓得牢些。”回到车上，第二次冲坡。车快到坡顶时又没了劲，再次退回。坡上的沙更松了，路全部埋进了沙中。
刘磊没吭声，又跳下车。这回放气放得狠，轮胎瘪下去一圈。再上车，油门踩到底，猛地往上冲，还是没成，车再次退回坡底。他下车，对着轮胎轻轻踢了两脚，嘴里嘟囔着：“再试一下。”
我坐在副驾驶座上，看着他的侧脸。他眉头拧着，鼻尖上挂着汗珠，再次踩动油门。车摇摇晃晃，终于爬上去了。到了坡顶我才看清，另一边还是沙坡。一个接一个，没完没了。
沙漠里好像就我们这一辆车。红旗时而飘在左边沙丘，时而移到右边。我攥着扶手，手心全是汗，后背的衣服也湿透了，凉凉的。有一阵子，车开进一个大沙窝，四周全是高高的沙山，什么也看不见。我心里发慌，问刘磊会不会迷路。他指了指车顶上那面红旗说：“有它在呢。这旗子红艳艳的，别的车远远就能看见咱们。”他又拍了拍驾驶台上的手持机，“再说了，还有勘探队的奥维地图。”
一个多小时后，车停在一片相对平坦的沙谷中。刘磊说：“到了，这就是今天要看的测线区域。”我跳下车，脚陷进沙中，拿出相机对着推路组留下的车辙拍了一大组照片，掏出笔记本记下了沙谷和测线的情况。然后，刘磊发动车，我们又去找前几天刚挖出来的那个特大水源池。
我带的那瓶水早就喝完了，嗓子干得冒烟。刘磊把他那瓶递过来，说：“喝点吧，就这一瓶了。”我摇摇头。车开了一阵，他又把水瓶往我这边推了推说：“喝点，还有很长的路。”我还是没接。他就把水放在我们中间，继续开车。好在此时，我进沙漠的几项任务已基本完成，可以专心欣赏车窗外的沙漠景象了，心里也就松快了许多。
太阳慢慢往西沉。沙漠的颜色从黄变成金黄，又变成紫黄。车还在沙山里钻来钻去，那面红旗一直在飘。天黑下来的时候，终于看见了营地的灯光。车停稳后，我推开车门，腿软得差点站不住。回头看刘磊，他正把早上绑的那面红旗解下来，叠得整整齐齐。
“这红旗啊，是个宝贝。”他一边说一边把叠好的红旗贴在胸口，轻轻压了压，说，“红旗在哪儿，我们勘探者的家就在哪儿。”他说话的时候，风把他的头发吹乱了，他没理。
忽然，他一个转身，又跳上车，取下了还放在座位中间的那瓶水。他拧开瓶盖对我说：“你喝不？”我摇摇头说：“都到营地了，我回房间去喝。”他一仰头把整瓶水灌了下去，抹了抹嘴笑着说：“都渴成这样了，我们居然还能剩下一瓶水。”
小蜜蜂
沙漠是望不到尽头的。边缘地带还能看见胡杨，三三两两，像守门的老者。再往里走，胡杨消失了，只剩沙——黄沙、白沙、灰沙，层层叠叠地涌着。车子颠簸在沙山之巅，三五公里可见一道大沙沟。大沙沟中没有水，只是沟。
那天，我是跟着勘探队的一辆大卡车进入的。大约三小时后，我在沙漠中突然发现一棵树——是胡杨，孤零零的，叶子稀疏，却还绿着。我跳下车，滚烫的沙渗进鞋子中。距离胡杨百米外，还有两株红柳，一大一小。大的那株有两米多高，枝条粗壮。小的那株还很稚嫩。不过，都开着花，细碎碎的，风一吹，颤颤巍巍。这是方圆100多公里内，唯一有绿色、有花的地方。我蹲下，掏出手机拍照。这时，一只小蜜蜂飞了过来。天啊，这里居然有蜜蜂！它落在我的手机壳上，收拢翅膀。小小的身子，只有指甲盖那么大。它根本不怕我，静静地歇着，触角轻轻晃动，像在打量我这个闯入者。
在这大漠腹地，在这除了沙还是沙的地方，居然有如此柔软的小生命。它那么小，小到一阵风就能把它吹走。可它又那么倔，倔到敢在塔克拉玛干活着。我屏住呼吸，伸出食指，轻轻碰了碰它的后背。毛茸茸的，有一点点温热。它又飞了起来，却没飞远。它绕着我，一圈、两圈、三圈地飞。它飞得很稳，不急不慌，仿佛这里不是沙漠，是花园。
这么多年，我走过许多沙漠，也陷入过许多沙漠。可我从没见过这样的场景。那只小蜜蜂绕着我飞了足足好几分钟，绕得我眼眶有些发热，有些湿润。世人都说孤单，可它的孤单是什么呢？那么小的一点点身子，要对付那么大的沙漠。在方圆100多公里内，很可能没有第二只蜜蜂。我想，风来了怎么办？天冷了怎么办？它找不到别的同伴，会不会害怕？我甚至不敢想，它晚上睡在哪里——这茫茫沙海，没有屋檐，没有树洞，只有这两株红柳。它大概是把这两株红柳当成了家。它在花上停一停，又飞回到我的手机壳上。它的小身子一起一伏，像是在问，你是谁呀，你是来陪我的吗？
沙漠那么静，静得没有一点声音。我蹲在那儿，陪它待了足足一刻钟。其实，有些蜜蜂是可以在极端环境中生存的。比如新疆的黑蜂，就能在零下30摄氏度的冬天抱团越冬；比如古尔班通古特沙漠里的蜂，据说能顺着地下河的气味飞行几十公里。可是，我遇到的这是哪一种呢？它又是怎么来到这里的？是被大风吹来的，是迷了路，还是它本来就属于这里？
起风了，我该上车继续前行了。车子发动，从后视镜里望出去，那蜜蜂，当然是看不见的。再后来，胡杨越来越小，红柳小成了两个点。
我想，那只小蜜蜂，会不会正在那红柳花之间飞来飞去，找那个蹲了很久的人？也许，因为这一次偶然的相逢，它记住了我。它也许在期待，我什么时候再去看它。可勘探施工结束后，沙漠里的路就消失了。如今，我已无法再进入那片腹地，也难以再走到那个地方。
回城后，我不时会在某个安静的时刻忽然想起它。想起它的小，想起它的飞。冬天来了，塔克拉玛干的气温已低到零下20摄氏度了。也不知那两株红柳怎么样了。沙漠里的植物，为了一口水，根可以扎到地下20米。那两株红柳，大的那株，根应该够深了，就是不知小的那株，根扎下去了没有。
至于那只蜜蜂，也不知道还在不在。也许，它正躲在某个缝隙中，一动不动地，等着春天。
腹地的胡杨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中，我们沿着勘探队推土机压出来的路往里走。边缘还能看见些胡杨，再往里就没了，只剩下越来越高大的沙丘。
两个多小时了，卡车一直在开，窗外除了黄沙还是黄沙。没有胡杨，连一棵红柳或梭梭都没有。就在这时，一座沙山的半山腰往上、快要到顶的地方，我看到一个阳台般平缓的坡上面长着几棵秀美的胡杨。沙漠最深处，居然有胡杨！而且不止一棵，是好几棵挨着长。
仔细看，一共五六棵，挨在一起。叶子黄得透亮，像是把太阳的光都收在身上了。它们为什么要抱团生长？我想，几棵树挨在一起，总比一棵树的力量大。风来了，可以一起挡；根扎下去，能够相互够着。毕竟，在这绝境中，活着从来不只是一棵树的事。
司机停下车，我跳了下来。我站在300米外，想再近点，却过不去。脚跟前横着一道沙沟，100多米深，两边陡得吓人。沟底黑乎乎的，沙子又软又深，踩下去人就得陷进去。我就那么站着，望了很久。
这片腹地，从没有人到过。那几棵胡杨，由于过于纯净，看上去像是假的。如果把整个塔克拉玛干当作一个巨大的展厅，那几棵胡杨就是唯一的展品。除此之外，放眼望去，只有黄沙。
看着看着，忽然明白了，好看的东西，往往就在你无法到达的地方。无法到达，反而成全了它的好看。因为无法到达，你就不会想着占有它、改变它、把它连根拔起带回家。你只能纯粹地看，看它原本的样子。可看着看着又忍不住想，是我们无法到达它们，还是它们本就不需要被到达？它们在那里，不为谁而生，也不为谁而活。生与活，都是它们自己的事，与人间无关。
我望着，就像望着一个遥不可及的世界。我想不明白，四周全是沙，一滴水没有，它们怎么活下来？在这片绝境里，它们站了多久？一年，十年，还是一百年？没有人知道。风来过，沙来过，可它们没走。它们是一个独立的部落，是世上最小的胡杨国度。
是那片小树林，让我真正读懂了沙漠。有时我也想，要是有孙悟空的筋斗云，一个跟头翻过去，树下坐坐，该多好。可转念一想，它们在那儿安安静静站了那么久，从没人打扰过。我要是突然跑过去，会不会吓着它们？或许不是吓着它们，而是吓着那个想象中的自己。也许走近了，时空的维度就变了，梦就碎了。
这么一想，还是远远地看着好。有些风景，不属于抵达，只属于眺望。你走近了，它就不再是它；你拥有了，它就消失了。
回到车上，车开出去很远了，我还在回头看。那几棵胡杨已经小成了极小的一片黄色图案。再远一些，就啥也看不见了。
我知道，它们也许不会记得我曾远远地望着它们。但我，却因为看到了它们那奇绝的美，而把它们长留心间。此时，我又想起了它们。一抬头，窗台上停着一只小鸟。我突发奇想，能不能派这只小鸟替我去看一看？让它轻轻落在最高的那棵胡杨树上，悄悄地，不吵醒树下的任何一粒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