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百花齐放的非虚构写作格局中，尤其是在地域书写、乡土写作与文化大散文的创作语境里，杨占武的散文有着相当高的辨识度。他既跳出了传统文化散文的怀古抒情套路，也区别于当下流行的乡土随笔，走出了一条兼具在地温度、文史厚度与现实力度的新路径。这一独特性在其长篇纪实散文新作《富裕的河流》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富裕的河流》以黄河几字弯区域的历史与现状为对象，通篇建立在作者对该区域的实地考察及文史考掘上。读解这部作品，“走”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关键词。正如该书后记所说“脚不到的地方不写”，杨占武的文字底色正来自于其与脚下大地的血肉联系。在文化大散文的当代脉络中，边走边看、边看边思、思感相生，已经发展为一种常态，最典型的莫过于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但杨占武的“走”却不同于“旅”，因为“旅”意味着一种“局外人”的身份与视角，旅者来到陌生之地，尽管可能带来独特的视角以及滋生别样的审美，但总也摆脱不了“过客”与“隔阂”，有“匆匆”之感；而“走”则是“置身事内”，兼具考察与扎根之意，是长期、反复与磨合的，念兹在兹，必有回响。

杨占武是黄河几字弯区域的在地者、亲历者与回望者。他扎根于地域，受地域滋养，又通过兼具学术性与审美性的文字，反哺于地域。在该书中，常常能看到作者从多样的视角（如不一样的高度、位置、季节以及不同时空中不同人的眼光）看同一个事物，力求穷形极状，这就和旅者的走马观花、借景生情有着显见的差异。景在杨占武的笔下，有了不可动摇的本体性。或者用当下时髦的一个词来说，是“具身”的，而不仅仅发挥“起兴”的作用。

对于旅者而言，景还需要具备知名度、观赏性乃至奇观性，才能构成对五官和心灵的冲击。有学者说，现代人看风景，一方面会抹除它的社会实践痕迹，使其成为纯粹审美的存在，另一方面则将主体投射其上，让风景内在化，用来映照人的心情、感伤、思绪，最终构成人与风景的闭环。不得不说，现代社会风景的发现，释放风景审美价值的同时，也确确实实让其扁平化与封闭化。《富裕的河流》是对风景的还原，还原到风景所应该在的社会生活实践中，从而重构风景的意义。杨占武看黄河几字弯，想到最多的是灌溉和水利。该书最让笔者感动的一段文字是：“对于我这样生长在黄土高原干旱带、习惯用窖的容量来度量水的人来说，看见河水汤汤，第一反应是：如果用它浇地就好了。”

正因此，我们在杨占武的文字中看到的与其说是景，不如说是“环境”、是“地理”、是“民生”，是人与地域的关系，后者完全无法被“景”所覆盖。在这个意义上，尽管该书纵横古今，文史信手拈来，考证考辨俯拾皆是，但却突破了通常意义的“文人之文”与“学者之文”，带有社会学的田野调查特性，从而有很强的“及物性”。而且由于是“文明内部的发言人”，作者又与土地有了天然的情感联系。

这种情感是朴实而克制的，不像文人、学者式的自我欣赏。设身处地是这种情感的基底，它指向的是“理解与尊重”。例如，对于想“搬出去”的河湾居民，作者鲜明地表示，“绝不会像一些所谓的人类学家那样，希望他们忍受生存的窘迫而成为河湾的‘原住民’标本”。正因如此，作者并不会因为对扎根之地的熟悉而养成指点江山的豪情，其字里行间所透出的多是祈盼、怜悯、不忍与虔诚，有着明确的自我边界。其中自有对于“苦”的慨叹，却是微观而具体的，而且往往由于不忍而用“冰山”笔法，点到即止。正如他在两年前发表的《窨子的臆史》中所说，“这是不能诉说的‘心史’，伤痛深入骨髓而无以言说，宁肯付之阙如”。

这种情感也不同于新大众文艺语境中地域书写的私人性与日常性，公共性、社会性、文化性又是其主调。“走”也内在地包含了认知的不断丰富与深入，以及个体社会经验的成长。在有意的行走中，杨占武将个体故土记忆“升维”成地域文明档案与时代社会记录。这种兼具文史厚度、社会视野与现实担当的文字，也为当下新大众文艺语境下的非虚构写作提供了别样的范本。

（作者系杭州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与传媒学院副教授）